二、政治性讲史
夏王朝建立之后，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逐渐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为此而进行的政治性讲史也因时代的需要而开始出现。《尚书·周书》中的《无逸》、《酒诰》、《立政》、《多方》、《吕刑》等，记录下了西周时期这种出于政治目的而进行的讲史活动的情形和讲述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时代的剧烈变动，政治性讲史活动渐趋频繁。《国语·楚语上》载楚大夫申叔时的话说，作为太子的老师，在教授太子时，必须“教之春秋，…教之世，…教之故志。”三国时史家韦昭在《国语解》中注释道，此处的“春秋”，是“以天时纪人事”；“世”为“先王之世系”；“故志”是“记前世成败之书。”显然，这些讲述内容都属于历史。申叔时认为通过这种讲述，可以使作为王位继承人的太子明白“善”与“恶”以及“明德”之君与“幽昏”之主的区别，了解“先王”治国的善政和前代成败“废兴”的历史经验教训。由于史官是对历史最为熟悉的官员，因而成为这一时期政治性讲史的主要实施者。如，周太史史伯曾向郑桓公讲述虞幕、夏禹、商契、周弃、祝融、昆吾等传说与历史人物的活动〔7〕； 晋国史官史苏则对晋大夫里克讲述关于夏桀、殷纣、周幽王因女宠而乱政亡国的历史〔8〕； 楚国史官倚相对楚申公子亹讲述卫武公和周文王勤于理政的史事〔9〕； 鲁太史克向鲁宣公讲述尧、舜任用贤人，去除凶顽的历史〔10〕；等等，都是这一时期史官政治性讲史活动的典型事例。
两汉时期，政治性讲史开始走向经常化。西汉建立之初，陆贾即在刘邦面前讲述商汤、周武王的兴起，夫差、智伯的败亡和秦王朝覆灭的历史经验教训，成为两汉政治性讲史的一个开端。至东汉末，政治性讲史逐步发展为一种经常性的活动。东汉明帝时，已有学者专门负责在御前“侍讲”。尽管当时还未正式设官，但“侍讲”之名频频出现，已经“有侍讲之号”了〔11〕。御前侍讲的内容较为广泛，讲史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这说明政治性讲史日益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并已进入日常政治生活之中。明帝时，学者张酺经常在御前讲史。章帝即位后，“降意儒术，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精通《尚书》和《左传》的学者贾逵因而受诏“入讲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12〕章帝在位期间，贾逵和张酺成为御前讲史的主要学者。至东汉末献帝时，著名史学家荀悦还同荀彧、孔融一起，“侍讲禁中，旦夕谈论”〔13〕。由于《尚书》、《春秋》、《左传》等史籍所载史事对最高统治者治理国家、巩固政权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而成为御前讲史的重要内容。
政治性讲史的出现及其发展，使史学与现实政治直接结合在一起，它密切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对中国古代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政治性讲史中反复提及的历代兴衰存亡的经验教训，对较为明智的统治者为其政权的巩固而实行一些“善政”，是一种推动；对庸主昏君则是一种警示与约束，从而对维护社会的正常发展起着一定的作用。
三、传授性讲史
在国家建立并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后备人才的培养是国家机器长时期正常运转的重要保证。这些人才既需要了解现实，也必须懂得历史，向他们传授历史知识的讲史活动随之出现。这种传授性讲史活动按讲述场所的不同分为官学讲史、私学讲史和家学讲史三类。
官学讲史。即在官办学校里进行的讲史活动。我国的学校萌芽于原始社会末期，随着夏王朝的建立，这种萌芽状态的学校为适应国家培养统治人才的需要而转变为官办学校。夏、商、周时期，这种学校分别被称为校、序、庠。即所谓“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14〕。在布局上，除首都之外，地方也设有所谓“乡家”。且有大学与小学等层次之分。据载，西周时期，大学内讲授“诗、书、礼、乐”四部分，即《礼记·王制》中所说“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王子、群后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皆造焉。”这里所说官学教育内容之一的“书”，研究教育史的学者认定是“指历史”，“是学上古之书，知道前代的政治历史经验”〔15〕，即讲述历史。可见，至迟到西周时期，官学中已经有了固定的传统性讲史活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官学的衰落，其传授性讲史为私学讲史所取代。
秦朝建立后，于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 年）根据李斯的建议禁止私学，同时规定官学教育只能学习法令，“以吏为师”，学校中的讲史活动被迫中断。西汉立国后，随着文化政策的逐步宽松，传授性讲史活动在学校中得以恢复。官学讲史方面，两汉时期，京师设有中央官学太学且规模不断扩大， 到东汉质帝时学生人数已达“三万余生”〔16〕。在中央官学走向兴盛的同时， 作为地方官学的郡国学校也有了明显发展，从汉武帝时“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17〕，到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已是“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18〕。由于汉代中央太学的设立和地方官学的普及都始于汉武帝时期，正值武帝推行“独尊儒术”政策、倡导儒学之际，因而，两汉官学教育的内容以讲授儒家经典为主，其中包括《尚书》、《春秋》、《左传》等史著。如东汉初期，汝南太守寇恂便“修乡校，教生徒，聘能为《左氏春秋》者亲受学焉”〔19〕。章帝建初八年（公元83年）十二月专门下诏，“令群儒选高才生”传授《左传》、《古文尚书》等〔20〕。尽管这些史著是作为“经”来进行讲授的，但它们载录的是史事、典章制度、人物的言论与活动等历史内容，因而，讲经的过程同时又是讲述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过程，它使官学讲史成为史学传播的一条重要途径。
私学讲史。私学讲史是随私学教育的兴起而出现的。春秋时期，由于时代的剧烈变动，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官学衰落，学术下移，私学兴起，孔子所办儒家私学便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家。由于私学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为统治阶级培养具有理政才能的人，即孔子的学生子复所说：“学而优则仕”〔21〕。而作为理政方面的人才，熟悉历史、了解前代成败兴衰的经验与教训，是其必备的素质之一。因而，在私学的讲授内容中，历史是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孔子私学中便有以《书》和《春秋》为教材的课程讲授，它们是传授历史知识、讲观点的历史课程。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说：孔子著《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也说：孔子以春秋史事“口授弟子”，明确指出了孔子私学中的讲史活动。另一有影响的私学墨家私学，也十分重视历史知识的传授。墨子教授学生判断是非真伪的“三表法”中，其第一表便是“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22〕。要做到这一点，显然必须以熟悉历史为前提。墨子本人就阅读过“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直至“百国春秋”等众多的史籍〔23〕，这与他私学讲授历史不无关系。
作为当时的“显学”。儒、墨私学中的讲史活动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私学讲史的典型代表。
秦王朝实行严禁私学的政策后，私学讲史不得不停止下来。汉初，被压抑了十多年的私学教育迅速恢复，汉高祖刘邦攻灭项羽、引兵围鲁之时，即已看到“鲁中之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24〕。此后，在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下，私学迅速发展，到东汉时期，私学教育已非常兴盛，名师门下，常有生徒数百上千人，多者数千人甚至近万人。《后汉书·儒林列传序》论及东汉私学的兴盛说：其时，“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
两汉私学教育很重要的一个目的仍旧是培养符合入仕条件的人才，而在两汉的选举制度中，明古今、通儒经是对入仕者的一个基本要求。汉武帝就曾下诏明确规定；以贤良科入选的人，必须“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向，咸以书对，著之于篇”〔25〕。汉灵帝光和三年（公元180年）曾专门下诏，令“公卿举能通《尚书》、《毛诗》， 《左氏》、《谷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议郎”〔26〕。这是西汉和东汉王朝推行的一贯政策，这种政策导向必然会对当时私学教育的内容发生重大影响。因而，在两汉的私学教育中讲史是其讲授内容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主要是《尚书》、《春秋》、《左传》、《国语》等史籍的讲授。如西汉中期，学者疏广“少好学，明《春秋》，家居教授，学者自远方至”〔27〕。西汉后期，翟方进“读经博士，受《春秋》，积十余年，经学明习，徒众日广”〔28〕。西汉末王莽时期，贾徽等在刘歆处“受《左氏春秋》，兼习《国语》”〔29〕。东汉初，学者索庐放以《尚书》教授弟子〔30〕，东汉后期唐溪典、延笃等以《左传》授徒〔31〕。此外，诸如杨宝、杨震、杨秉、杨赐、桓荣、桓郁、桓典、贾逵、丁恭、楼望、马融、郑玄、鲁丕、甄宇、谢该、颍容、周磐、杨伦、张楷、崔烈、服虔、张奂等学者，都或以《尚书》或以《春秋》或以《左传》私学授徒，或兼讲诸史。
由于私学教育日趋普遍，生徒众多，求学者遍布四方，致使私学讲史产生广泛影响。如东汉学者张楷私学讲授《春秋》、《尚书》，慕名求学者日益增多，以至于“车马填街，徒从无所止”。后来，张楷隐居于弘农（今河南灵宝一带）山中，继续讲学，结果，“学者随之，所居成市，后华阴山南遂有公超市”〔32〕（张楷字公超）。私学讲史的这种广泛影响，对史学传播范围的扩大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家学讲史。先秦时期，一些掌握特定知识或技能的官员，其官职是世袭的。胜任这种世袭官职所需要的知识或技能是父子相传的，从而形成家学传授，史官即是这类官员中的一种。《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氏世典周史”，说的便是这种情况。在先秦史官的家学传授中，因为职业的需要，讲史自然成为最重要的一部分。先秦家学讲史虽然传播范围有限，但由于其传播对象是未来的史官，因而，它对史事的记录、保存和流传有着重要的作用。
进入两汉时期，为适应选士制度对了解历史和熟悉儒经的要求，为使家族子弟通古今，明善恶，将其培养成仁人贤士，入仕为官，为家族赢得声誉，使家族的社会地位得到巩固和提高，不少家族将《尚书》、《春秋》、《左传》等史籍作为家学讲授的重要内容，使家学讲史日趋增多。西汉欧阳生学《尚书》于伏生，到东汉初欧阳歙时，家学传授《尚书》已达八世〔33〕。西汉中期，孔子后裔孔安国习《古文尚书》，此后，“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34〕。此外，如东汉名臣杨震及其子孙杨秉、杨赐等“家学”传授《尚书》；名儒桓荣及其子孙桓郁、桓典等以讲授《尚书》〔35〕为其“家业”，甄宇一家世传《春秋》，至“子孙传学不绝”〔37〕。更有甚者，刘向家学讲述《左传》，“童仆妻子皆呻吟之”〔38〕，其子刘歆因而成为著名的精通《左传》的学者。两汉家学讲史的增多以及家学讲述所具有的长期、稳定、持久、易接受等特点，使家学讲史在当时的史学传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与其它类型的讲史相比，以上所述各类传授性讲史的讲述者大都在史学方面有一定的造诣，在传授过程中常常讲述自己的研究心得，使这种讲史带有较为浓厚的学术色彩，它在历史知识传播的系统、详细、准确上，远远超过其它类型的讲史。这一特点使它在培养统治人才的同时，也为史学人才的延续提供了保证。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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