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为文廿余载——陈支平教授访谈录（上）（2005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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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史为文廿余载——陈支平教授访谈录》 陈支平 张先清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福建厦门361005） 英文标题： 摘要： 关键字： 陈支平，明清赋役，家族史，闽台区域文化 [中图分类号]K24，C91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0457－6241（2005）07－0007－07 采访时间：2005年5月17日采访地点：厦门大学 采访记录及文字整理：张先清，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人类学研究所。（发表前陈支平教授对全文进行了审阅） 编者手记：我们刚出版的《新生代历史学者访谈录》汇集了18位学者的高论，这些学者大都是天津、北京、南京、上海、武汉的大学教授。实际上，我们也一直广泛关注全国各地的中青年史学家，陈支平就是其中之一。厦门大学也是学术重镇，尤其在经济史研究上突出。后起之秀陈支平先生继承了前辈学人的治学传统，以史料为依据，注重社会调查，不仅校正了一些传统结论，而且开发了许多未知领域。他的关于闽台区域文化的研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从根源上具体地说明了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血脉渊源关系。了解他的学术成果，对教学十分有益。 问：您在明清赋役制度研究方面很有成就。您的第一本个人专著就是探讨清代赋役制度演变问题的，此后又陆续发表了一系列著述，您怎么想起选择赋役制度史这个一般人视为畏途的课题作为自己长期研究对象呢？ 答：这里面有很多因素。我是1977年进入厦门大学历史系学习的，进学校读了两年历史后，恰好国家开始恢复研究生招生，报考的人很少，系里的老师就极力推荐我参加考试。经过一番准备后，我考上了厦门大学中国经济史专业研究生，导师是傅衣凌先生。傅先生是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的大家，在海内外享有盛誉。他一直很关注明清商人与商业资本方面的研究，受他的影响，我的硕士论文选的也是明清时期商业史方面。 研究生毕业后，我留在厦大历史系任教，同时兼任傅先生的学术助手。后来，又考取了厦门大学的博士研究生，继续跟从傅先生。选什么样的题目做博士论文呢？我颇为踌躇。那时候社会科学界关于生产关系的讨论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史学界很多人参与讨论，偏偏我的个性属于不爱凑热闹那一类。而且，当时受传统史学的影响，认为只有制度史才是史学研究的正路，非其他方向可比。搞好了制度史，再从事其他方面的研究，自然可以游刃有余。所以，博士论文就选择了清代初期赋役制度演变问题作为题目。此外，还有一个很偶然的因素，就是恰好那个时候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影印出版了一套清实录，而且可以拆开出售，我全套买不起，就买了顺治、康熙、雍正前三朝部分。有了这三朝实录在手，做清初赋役制度演变方面的研究，信心自然过半。因为实录中关于清政府实施赋役制度等各类经济史的资料很丰富，置备一套细读，就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选定明清赋役制度作为自己的一个主要研究方面，还是深受傅先生的影响。傅先生在讨论中国经济史时，比较强调经济与社会的结合，主张从具体的基层社会情境考察国家经济制度的推行情况，顺着这个思路，我关注赋役制度史，比较侧重探讨赋役制度与民间社会之间的关系，注意分析制度表达与在社会具体实施之间存在的距离，而不是仅仅局限于讨论制度本身。我在研究中除了利用实录等档案文献外，还充分利用了方志、族谱等地方文献，这些地方文献对于今人认识清政府各项财政制度在地方上的推行情况是很有帮助的。正因为如此，我的博士论文《清初赋役制度演变新探》在吸收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自己的见解。如所谓“清代赋税沿袭明制”的成说是不准确的，清代前期的赋税征收是融入了许多明末加派的税目后重新形成的一条鞭法；学界长期肯定的清初废除明末“辽饷”加派的说法，也只不过是清初政府的一种安抚宣传策略而已，“辽饷”的旧额摊入一条鞭之中；清初的蠲免赋税一直为学界津津乐道，认为是清政府鼓励农民恢复生产的重要措施，实际上清初的军费开支庞大，财政入不敷出，蠲免的赋税大多是旧年的积欠，宣抚的效果大于减负的作用；明代王府庄田入清后变成“更名田”，学界认为是一项把明代王庄佃仆解放为自耕农的有利于清初农业发展的措施，事实上清代更名田的税率完全沿袭明代王府庄田的租率，农民的赋税负担有增无减；等等。《清初赋役制度演变新探》正式出版后，国内外许多学术杂志发表了评论，《清史研究》 称这本书“可谓是新人、新著、新说”。 问：中国家族制度文化史是您所关注的另一个重要课题，先后出版过《近500年福建家族社会与文化》、《福建族谱》等很有分量的著作，引起了海内外历史学、民族学及文化人类学者的广泛关注，您是怎么跨入这个领域的呢？ 答：我跨入家族研究纯属无心插柳的结果。在傅先生指导下，我曾经长时期在福建各地进行田野调查，收集各种民间文献资料。20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界正处在一个转型阶段，经过文革一段时间的沉寂后，大家都在寻求新的研究方向。北方一些学者得地利之便，注重开发明清档案，而我们身处南方相对偏僻的厦门，当然无此条件。但是，从傅先生以来，我们一直有一个比较好的传统，那就是重视通过社会调查，挖掘各类民间文献。有一天傅先生对我说：你有时间就到乡下去，不管是什么资料，只要是能够拿的、能够抄的，都要尽可能地把它弄回来，这样你就有了其他学者所不具备的资料优势了。那时候我从农村出来不久，身强力壮，善于吃苦，翻山越岭、走街串巷不在话下，一年多下来，资料堆积了半个房间。在这些民间文献中，族谱是一个大宗。我们知道，族谱是一种十分特殊的民间文献，内中蕴含着大量反映家族社会文化的重要信息，我很快就被这些族谱的丰富内容吸引住了。记得傅衣凌先生在授课时多次提到：中国传统社会里实际上存在着“公”和“私”的两个管理控制系统，所谓“公”的系统，就是国家政权的系统；所谓“私”的系统，就是民间的乡族组织及其所形成的乡族势力。在不同的场合里，这两个系统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互为补充而又互为制约。 傅先生的这一思考，无疑给了我及我的同学们极大的学术启示。考虑到当时学术界系统研究家族社会文化方面的著作并不多见，而手头又正有这么多的民间族谱，于是就萌生了开展家族社会研究的想法，先后发表了不少这方面的论文，并且于1991年出版了《近500年福建家族社会与文化》一书。这本书的出版，从学术意义上说，她是中国第一部较为全面系统剖析区域家族社会与文化的专著，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区域家族社会文化研究方面的薄弱状态。书中所提出的许多观点，也经常为后来的研究者所引用。如关于家族社会的审视，我认为福建家族是一个多种矛盾同时存在，并且相互结合的多元结构。在组织观念上，它既是精神道德的，又是实用功利的；在经济形态上，它既有家族的公共所有制，又有个体家庭的私人所有制，二者界线不清；在阶级关系上，它既奉行和宗睦族的家族平等权利，但又强调“以宗以爵、以年以德”，造成族长的权威及其控制族人的合法化；在对官府的关系上，它既有割据、对抗的一面，又有互相利用、密切配合的一面；在家族的对外关系上，家族间、乡族间的和谐相处与众暴寡、强凌弱交织在一起。这些相互依存又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在其不断斗争和相互牵制中得以运转，从而使家族制度始终处于一种可塑能动的弹性状态，处在一种能够顺应外部社会变化的平衡状态。它对任何一种过激的社会革命都有着一种本能的抵制和消化功能，但它又能够适应各种不同形式的渐进式的社会变迁。随着家族组织规模的日益扩大，以及对基层社会控制的加强，家族的观念也呈现出无限扩大化的趋向，从而使家族制度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各个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出版之后，得到学术界朋友们的充分肯定，1998年获得普通高等学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台湾地区也出版了增订本。学界的肯定理所当然很容易转化为推动我继续这方面研究的动力。此外，从社会意义上说，当时恰逢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上正兴起一股复兴家族的潮流，不断有海外同胞回来寻根问祖，农村中也开始盛行家族重建。一些出版社闻风而动，前来约稿。在此情况下，我又撰写了《福建族谱》等有关家族方面的书稿，出版后学术界和社会反响都不错。作为我国第一部专论区域民间族谱的著作，居然再版了三次。 现在看来，在家族研究方面最值得回忆的一点，是在一定程度上实践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福建城乡做广泛而深入的田野调查，探求家族组织等中国传统基层社会结构问题，不仅需要扎实的史学功底，而且还必须具备一定程度的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方面的知识。可以说，这种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一直影响着我后来的研究。 问：近年来您在闽台区域文化史研究方面亦很有建树，出版了《客家源流新论》《福建宗教史》《福建六大民系》等著作。前不久，您所主编的《透视中国东南：文化经济的整合研究》还获得了中国图书奖。能从总体上谈谈您对闽台区域文化史研究的看法吗？ 答：我关注闽台区域文化史的研究，应该说有多方面的因素。首先，我在福建城乡进行了长时期的社会调查后，收集的相关资料比较多，自然就产生了研究区域文化史的想法。其次，90年代后期起，我的个人工作岗位发生了变化，担任了历史系和人文学院的学术主管。厦门大学有着深厚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传统，一直是国内这方面的一个科研重镇，但近些年来研究上有些弱化。我深感有责任推动这方面的学科建设，振兴民族学研究。我个人觉得中国民族学研究存在一种认知上的误区，这就是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认为“民族”指的就是少数民族，占国家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反而被排除在研究之外，而且民族学也被简单等同于民族问题；很清楚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并非是学术角度的衡量，而是政策延续的一种结果。因此，作为一种学科建构，以往的民族学研究是存在很大缺陷的，汉族民系的研究理应得到应有的重视的。有鉴于此，我对客家及汉族民系问题进行了一番探索，发表了不少这方面的论著，其中《客家源流新论》一书，针对学界长期以来所谓客家是纯正的汉族血统以及经过历史上五次南迁之后形成的成说，提出了批评和重新的探索。从血缘和南迁的历史来寻找客家的源流，客家和南方其他民系的发展历程并无明显的差异；客家的形成更多的是文化的认同，而不是血缘的追寻。《福建六大民系》则是在客家研究的基础上，对于福建地区的不同民系的发展历程以及它们之间的社会文化差异进行了比较系统全面的探讨。我的这些研究，有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就是希望能够引起大家对占国家人口主体的汉族给予关注。值得高兴的是，目前学术界有关汉族及其民系的研究成果已经越来越多了，汉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也逐渐被纳入到我国的民族研究之中。 经过长时期的学术积累，当我被列入国家教委首批“人文社会科学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工程入选者后，闽台区域文化史研究就被当作该工程的一个主要资助项目，继续得以进行，而且研究视野也扩大到闽台区域宗教、民俗、民间文化等多个方面，希望通过研究对区域社会文化的内涵认识有一个总体的把握。在此之前我的区域研究，主要侧重于不同专题的探索，而近期出版的《透视中国东南——文化经济的整合研究》一书，可以看作是一种区域宏观研究的尝试。此书出版后，不但引起学界的关注，中国社科院《中国经济史研究》发表书评，称其为“区域文化经济研究领域的精品”，而且也得到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2004年，此书获得“中国图书奖”。 研究区域文化，关键就是要突出其地域特性，避免雷同。闽台区域文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富有鲜明的区域文化特色，这种特殊性也就是她的生命力。历史上闽台共处一个文化圈，两地人民相依相望，共同营造出这种源远流长的文化体系。因此，深入研究闽台区域文化，不仅体现在学术价值上，而且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闽台同一文化渊源和传统没有变，两岸共同的中华文化稳定性和民族精神的凝聚力没有变，这是海峡两岸从分离走向统一的坚实文化基础。 问：最近您所主编的大型丛书《台湾文献汇刊》首辑共一百册出版，在海峡两岸引起了极大反响，被称作是重击“文化台独”的百册重典，当初您是怎么想到要编辑这套意义重大的丛书呢？ 答：实际上编辑这套资料丛刊，与我多年来关注闽台区域文化史方面的研究是息息相关的。近年来台湾问题成为大陆方面的一个研究热点，各种台湾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但是，在我看来，国内这种台湾研究热潮涌动之下一直存在一个很大的弱点，这就是，相当多的台湾研究只注重热点追踪，而不重视学术基础的建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资料建设方面一直停滞不前。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国内从事台湾问题研究的学者基本上依赖上个世纪台湾地方当局与台湾银行合作出版的《台湾文献丛刊》，这是很不利于台湾问题研究进展的。因为这套《丛刊》固然规模宏大，影响广泛，但是也有不少缺憾。最典型的就是由于当时正值海峡两岸社会文化交流完全隔绝时期，《丛刊》的编辑者只能尽力网罗台湾岛内的文献资料，而无法顾及台湾之外特别是祖国大陆收藏的众多相关文献。实际上，大陆许多图书、档案部门所收藏的关于台湾问题的文献资料，无论在量与质方面，均可超越《台湾文献丛刊》，亟待我们搜集、整理和出版。我在从事闽台区域文化史研究过程中，接触到相当多这方面的资料，深感有必要进行系统的资料整理，因此，从90年代初开始，我联络厦门、福州等地的学者，着手整理、编辑这套《台湾文献汇刊》，经过十年左右的努力，现在第一辑共100册终于出版面世。第二辑也在筹划中，预计总数也在100册左右，这套《台湾文献汇刊》的出版，其意义当然是很大的。从学术层面上说，它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海内外台湾历史文化研究在文献资料建设上长期存在的缺陷。我们在整理、编辑《台湾文献汇刊》时有一个基本原则，这就是，凡是《台湾文献丛刊》已经收入的文献，除了少量有明显差异的原稿本、传抄本之外，此次不再重复收入，而是尽量选择那些此前未被整理过的东西。具体来说，这些文献主要包括四个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是古籍，涵盖了从明末清初到民国初年的私人著述及地方志书。台湾版《台湾文献丛刊》所整理出版的大部分文献就是这个时期的相关古籍，而我们这一次编辑的《台湾文献汇刊》，新整理出版的这方面古籍约有一百余种，都是台版《丛刊》所未收进的。其中大部分是《丛刊》未能收进去的孤本、稿本甚至珍本，十分难得，如清初主持收复台湾的闽浙总督姚启圣的文集、文告等，因此大大增强了这套《汇刊》的史料价值。第二部分是有关台湾问题的各种档案资料。这些档案资料主要出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及福建省档案馆和厦门市档案馆，是反映台湾与祖国大陆不可分割渊源关系的重要历史文件。第三部分是反映闽台两地关系的族谱。第四部分则是除了上述几部分资料外的各种民间文件和契约文书、碑刻资料等。台湾版《丛刊》曾收进一定数量的此类资料，但是大部分都是在台湾发现的。这次我们编辑《汇刊》，收入的民间文件，既有在大陆发现的，也有一部分是属于台湾新近发现的。由于上面几个方面的特点，使得这套《汇刊》具备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另外一方面，这套《汇刊》的出版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祖国统一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问题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某些别有用心的台独分子极力在台湾推行“文化台独”活动，企图从文化上割断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血脉渊源关系，台湾学术研究中也随之出现了偏颇的“去中国化”恶劣倾向。在这样的背景下，《台湾文献汇刊》的整理出版，不仅可以在学术研究上储备丰富的相关资料，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以扎实厚重的文化积累形式，增强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所有中华儿女的向心力，有力地打击一小部分台独分子进行“文化台独”的阴谋，为祖国统一事业做出实实在在的成效。 问：史料是史学研究的根本。您的研究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特别重视发掘正史官书之外的民间文书，并将其运用到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从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您过去曾经整理过许多明清社会经济史料，近期又出版了《民间文书与明清赋役制度史研究》、《民间文书与台湾社会经济史》等著作，这些都很有代表性，是否打算将研究重点重新转回到明清社会经济史？ 答：确实，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一段时期内我曾经在闽台区域文化史方面投入了较多的精力，尽管这个研究领域同样很重要，但是说心里话，我个人一直想从当中脱身开来。过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厦门大学历史系一直是国内从事经济史研究的南北两个重镇，然而，近年来经济史研究人员转向社会史研究的不在少数，由此导致社会经济史研究队伍有所削弱。一些师长曾经在不同场合的谈话中希望我能够重新归队，自己也感到有责任继承先师傅先生的研究方向。因此，从2000年开始，我又重新将主要精力放在社会经济史研究上，干起了老本行。当然，经过长时期的学术探索与积累，我在明清社会经济史方面的研究思路、问题意识，与80年代相比已经有很大不同。除了发表一些论文外，最近还出版了几本著作，其中两本是你上面所提到的《民间文书与明清赋役制度史研究》《民间文书与台湾社会经济史》，此外很快就要出第三本，书名是《民间文书与明清社会经济史》，内容主要是有关明清时代商人与商帮问题的研究。 这些著作的一个特点是比较注重运用民间文书来考察明清以来的社会经济历史。近二十年来，民间文书的搜集整理工作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许多大型的民间文书汇编次第出版，为深入开展学术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珍贵资料，这是很值得高兴的事。我个人由于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教学科研，也时时注意收集各类民间文书，日积月累，数量也有万件之多。然而，学术界对于民间文书的研究，似乎还跟不上搜集整理的步伐，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专注于此的著作寥寥可数。个中的原因，据我的看法，大概是因为民间文书雷同的很多，特别是民间契约，大部分是关于土地交易的文书，这些地契格式大多没有什么差别，全国各地基本相似。而土地关系史的研究，一度是20世纪后半叶的热门课题，这方面的成果已经很多，要想从中寻求创新很不容易，由此也造成了前面所说的搜集多，研究少的局面。实际上，相比于民间文书丰富的内涵，我们对民间文书的研究远不能说已经发挥极致、题无剩义了。可做的地方还很多，关键是如何更新我们的研究视角与方法。抱着这样的思路，我利用自己多年来收集的各类民间文书，在明清社会经济史方面做了一些探索，一方面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这些研究，呼吁大家重新认识民间文书的重要性与复杂性，如果能由此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激发大家研究民间文书的兴趣，实在是一件很令人快慰的事。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个人也希望能够通过民间文书的研究，在明清国家体制与基层民间社会关系问题上做一些有益的探索。我一直认为，明清时期的国家体制，在政治上固然是一个中央集权专制的制度，但是这种体制是无法有效地掌握民间基层社会及其经济体系等方面的运作的。而政府对于民间基层社会的无所作为，又使得民间基层社会处于一种近乎自生自灭的放任状态，从而反过来限制了基层社会经济的顺利发展。当我们深入阅读各类民间文书时，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会深化很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