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术道路（中）（20050618）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3:11:11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 通过多年来在这方面的研究，我现在认为，疑古派的历史功绩，在于他们强有力地批判了古代文献的真实可靠性，从而破除了长期统治中国人头脑的旧的三代圣王至治史观。但由于对大批传世文献的否定，三代的历史也几乎成为真空了，因而考古资料的重要性日益明显。我一度在课堂上也强调考古资料在研究古史上比文献更重要。但后来也越来越认识到考古资料在研究古史方面有种种局限性。占代人们的活动并非都留下遗存，而留下的遣存又大部分不能保存至今，保存至今的又并未都被发现和认识。因而，从现已被认识的遗存去恢复古代历史情景，必然是“管窥蠢测”。而且，遗存是“哑”的历史见证，它们反映什么历史真相，是由研究它们的今人代它们说的。不同的代言者可以有不同的说法，从遗存所恢复的历史的真实性和清晰性自然就会受到影响。文献作为史料自然也有种种局限性，但它涉及很多不留下遗存的古人的活动。而且它本身就是古人语言的记录，是古人在“说”。我们只要能弄清传世文献究竟是何时的何人在“说”，即使是全伪的古书，也不失其史料价值。只要是人在说，就有主观性，并不一定真实而全面地反映客观的历史实际。但由此而可知该时的某人或某些人的看法、想法，也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实际。当然，传世文献在长期传抄翻刻后，作者本来说了什么、是什么意思，存在许多疑问，不少地方也要文献学家来做代言人，这也要影响它们反映历史的真实性和清晰性。 我国过去号称“历史悠久”，主要是因为有相当多的先秦文献相沿不绝地流传至今。在疑古派对大量先秦古籍的可靠性发动全面攻击，而现代考古在中国方兴未艾之际，几乎成为空白的夏、商、西周历史，一度成为供史家驰骋想象力的原野，并用外国史中的或民族学上的范例来填补空白。但随着考古发现、研究的飞速发展，地下出土文献释读的不断进步，我们越来越看出那样干是背离中国古史真相的。而且，对传世文献的史料价值需要更冷静的估价。于老主张地下资料比传世文献重要，多次对我说，传世文献中夏初铸九鼎的事他不信，因为二里头文化还发掘出很小很薄的铜器。但后来二里头遗址本身在冶铸作坊中就发现了较大型铜器的铸范，后来又发现了铜鼎、铜□，和镶嵌绿松石的铜器，该遗址也由多数人认为是商汤之都，而变为多数人认为是夏都。如于老仍在世，也会认为夏初铸九鼎并非不可能，再如顾頡刚认为《禹贡》成书必晚至战国，其中一个根据是战国以前不可能贡铁。但现在西周考古中已屡见铁器，新疆地区发现的铁器年代可能更早，这条理由就不能成立了。特别是地下出土的文献，一再像殷墟卜辞证明《史记》中的商王世系确有所本一样，证实过去受人怀疑的传世文献确有历史真实性。因而，在驰骋想象力恢复古史图景时，凡遇与己见不合的典籍记载，就斥古籍为虚妄，这种办法肯定是越来越行不通了。 今天，中国上古社会虽然仍蒙着一层想象力形成的薄纱，但其真相正在渐渐显现。这种真相是靠不断增加的被认识的考古实物遗存、不断发现和被正确释读的出土文献以及重新估定其史料价值的传世文献三者共同提供的。但是无论何者，都只能提供局部的真相，三者合起来，也还有极大的空白。因而，全面综合三者，拟构成模式性的全景，并由三方面的新的发现和研究成果对它进行验证、补充和修改，是我们逐步向历史真相趋进的必经之途。我决不想否定借鉴外国史和民族学的范例在拟构模式性全景时可起的作用，我提出自己的一些模式也用过这种方法。但随着上述三者提供的确切信息量不断增加，这种方法的作用相应也就减小。而我们探求中国上古社会真相的立足点，自然是在中国当时实有的证据，是任何其他东西代替不了的。只有立足于以上三者，我们才能真切地看到中国上古社会的面貌，才能丰富对全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实际知识和规律性的认识。 四 在研究生时代，因为继续学俄文，我看了一些俄文的考古著作，主要是苏联西伯利亚远东地区考古权威奥克拉德尼科夫院士的着作。对与东北考古有关的内容，自然比较注意，有的做了笔译或摘要。 1965年冬，我研究生论文已通过答辩，等待第二年夏天参加分配。这时系里组织几个人搞考古上反“苏修”的课题，由张忠培領头干，我则主要翻译俄文考古资料和选辑要点。直到1966年6月，此事才中止。这一期间我笔译了20多万字的资料，对当时苏联和中国东北接壤地区的考古情况有了较全面的了解。集中看的仍是奥氏的著作。他在60年代以前的著作中，很注意分析该地区的古代文化和黄河流域的联系，有时甚至使人感到有点炫耀博学、牵强附会。但到苏联反华时，又处处强调该地区文化的独立性和独特性，使我失去对他原有的尊敬感。后来到1972年，我又见到他在《新时代》上发表的一篇谈话录。他把自己的观点自称为“文化主权”。他的逻辑是，现今苏联境内的各民族是苏维埃民族的成员，把这些民族的文化成分追溯到远古，就可证明这些古文化分布的地区“属于我们”，从而回避帝俄从清朝夺去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大片土地的史实。我当时觉得这种论调太荒唐了，便在复县农村，利用1966年以前搞的资料，写了一篇“大批判”色彩的文章。这篇文章经当时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同志推荐，拟在《文物》上刊载，后来改在1973年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发表，到1976年又由《考古》转载。 1973年我调回吉林大学后，利用1966年以前收集的资料，还就被帝俄侵占的远东地区的文物写过几篇论文，其中如对清代黑龙江地区萨满教神像画内容所作的解释，至今仍自认为是得意之作。但其中都有些批判性语言，也有些对苏联考古学者的错误非难。 在吉林大学任教期间，1976年到1984年，我每年都给考古专业本科生开西伯利亚考古课。这促使我继续关注苏联考古的新出版物，逐步增加对苏联西伯利亚远东地区的了解。1984年以后其他事太忙，不得不中辍此课。但1987、1989两次应邀到新西伯利亚、阿尔泰、米奴辛斯克、伯力等地作实地考古考察，并两次邀俄国学者来吉林大学讲学，断断续续仍阅读、翻译些俄文考古文献，自己觉得对在中国东北和北方地区做考古研究，是大有益处的。 1973年以来，我在东北考古方面，从头至尾参加发掘的遗址，只有大安汉书屯遗址。伹后来作为考古教研室主任和考古学系主任，策划和组织过不少遗址的发掘，而自己在研究上则着重于考古学文化的综合研究和各地区文化关系的探讨。在这些研究中，深感东北考古中目前基本还是空白的地区和时间区段太多，而且忧虑东北考古界的青年工作者中，愿意并有能力从事汉代以后考古的人太少。至于能够放眼于整个东北亚地区来搞东北考古的人，更是寥寥无几。从东北考古的当前任务和长远发展来说，这都是很不利的。所以针对上述问题尽力做一些自己能做的努力。 东北是一个和俄罗斯、朝鲜接壤的边疆地区。其古文化的研究常常和历史疆界问题纠缠在一起。我认为，历史上不同时期存在过的“民族文化区”和历史上曾有过的国界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自古以来，一直存在多族的国家和跨国的族团。不能用民族文化区来虚构历史上不曾存在过的国界，更不允许用民族文化区来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沙文主义的领土要求作“理论根据”。不过，在历史上，国界和民族文化区又是互相发生作用的。处于同一国家内的民族往往会发生更多的文化联系，甚至完全同化。而文化联系的不断加强，也有可能成为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先声，以及保持稳定的条件。 从考古上说，现在中国东北及其东方、北方的邻境，在新石器时代，是一个以平底筒形陶罐为突出特征的文化区。这一点，是在我所辅导的冯恩学的大学毕业论文中首先提出来的。这个文化区在和中国中原地区的文化长期的交互作用下不断发展，但长期不同程度地保存着区域性特点。过去我国学者在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熔铸过程时，往往只看重东北和中原的双向关系，却忽视北方草原地区和这两个地区的三角有机联系。我认为，从现有考古发现已可看出，东北地区和北方草原地区至少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的双向交流，在以后的时代中有不断加强的趋势。从国家组织来看，东北地区早期的小型国家首先出现在其受中原文化影响最甚的南部。战国时，燕国的发展，最先建立起地跨中原、东北两区的国家。但汉代以后，不但有更多的东北土著民族相继在东北建立规模越来越大的国家，从草原地区进入东北的民族，也在东北建立自己的政权了（三燕）。而首先建立地跨三区的国家的，正是从草原兴起的辽。经过从东北兴起的金之后，又是从草原兴起的元初次完成了最大规模的地包三区的统一国家。所以，无论从文化史角度，还是从统一国家形成的角度，在东北和中原逐步联成一体的过程中，都不能不注意草原地区的重大参予作用。这一观点，我在为佟冬先生主编的《中国东北史》第一卷所写的书评中首次作了简要的阐述。这也是我认为东北考古工作中应引起重视的一个问题。 五 1960年，我在北大学习时，著名苏联考古学家吉谢列夫到北大演游，谈到西伯利亚和中国黄河流域的古代文化联系问题。这引起我很大的兴趣，便去图书馆借了他的名著《南西伯利亚古代史》看起来。我那时俄文程度很低，只是抱着在使用中学习俄文的宗旨，翻着字典，生吞活剥地看下去。毕竟也了解了米奴辛斯克盆地和山地阿尔泰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到汉唐时期古文化的概况和一些脉络，对北亚草原地区的典型遗物有了初步印象。1961年冬，在赴东北毕业实习返京途中，参观了辽宁省博物馆。李文信先生热情接待，由孙守道先生从库房中取出一大批西丰西岔沟墓地出土的文物，详细分析讲解。其中有不少北亚草原式的青铜牌饰，以及形式十分奇特的铜柄铁剑。孙先生当时据此倾向于认为这个墓地是草原民族的一支东移而留下的。回北大后，为了进一步认识这批文物，我先看了萨尔莫尼的《中国——西伯利亚艺术》．水野清一、江上波夫的《绥远青铜器》和卡尔格伦（高本汉）在瑞典远东博物馆馆刊上发表的有关中国北方发现的草原式青铜器的文章，后来又尽力查阅俄文和其他文种的有关文献，这成为我后来从事北方系青铜器研究的开端。但是我在卡尔格伦的文章中，意外地发现了一件和西岔沟铜柄铁剑柄式完全相同的铜柄铜剑，其刃部形式却是非草原式样的曲刃的。后来又在梅原末治的论文中也发现了两件这样的铜柄铜剑，这使我对西岔沟的剑是属于北方草原系统的看法，产生了根本的怀疑，井由追溯这种曲刃剑的源头而转向对东北的柱脊曲刃剑的研究了。因此可以说，在大学时代看到奇异的西岔沟文物所引发的探索冲动，是我后来既研究东北系青铜器，又研究北方系青铜器的契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