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怀宏先生的学术回顾：真心向学之学子自会从中获益良多（4）（2005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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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虽然考虑还是要做”正义”的课题，但却想换一种做法，即暂时不再采取哲学伦理学的做法，而是先采取一种历史社会学的做法，也就是说，想通过追叙中国漫长的历史，探讨在社会结构和基本制度的层面”正义”究竟体现为何种正义，由此，我也想在解释中国社会历史的”五阶段论”流行模式之外，提出另外一种新的理论解释框架。而由于领域从哲学转向历史，我也想从更强调分析转向更强调综合，更注意以一种宏观的眼光引证大量史料、以一种独特的眼光发掘新的史料，更注重以材料来说话。 但是，这是历史的社会学还是社会史（或理论史学）呢？在史的领域内，按理论加强的程度似可分为：史料的收集与考证──叙述史—社会史—历史的社会学—社会理论—哲学（社会哲学、历史哲学、道德哲学）。所以，我虽然被社会史吸引，做的内容是社会史的工作，但可能将使用更多的理论概念，更明确的理论模式，更跟着问题走，打个比方说，在学术风格上，更接近探讨资本主义精神起源的韦伯，而不是探讨15-18世纪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布罗代尔。我与其说是从考证与叙述史学往理论的方向上升，比方说上升至社会史，而不如说是从哲学伦理学下降，乃至从社会理论也下降，下降到历史的社会学。 回国以后一段时间里，我继续阅读社会理论与年鉴派史学，我感觉我已进入一个生命的重要转折，从思想学术上说是一个大的准备时期已经完成，思想基本成熟，计划经重新调整后基本明确，前些年先是翻译，后是读书和写作，大要不离伦理学专业，今后我可能要离开这一专业而走向更广阔的领域—中国历史文化与社会理论，乃至价值理论，广义的宗教或哲学了。另外，今后也将是以写作为主，阐发为主了。思想态度也由温和的反抗与激动转向温和的保守，耐心地等待了，如黑夜静静的寒星。我当时的一个感觉是：古书也读过了，外国也去过了，文学也告别了，情感也平复了，心态也安定了，生计也有一个基本的保障了，学也学了，译也译了—没什么别的了，我需要的只是非常非常专注地写作，非常非常从容地生活。我感觉对于我，什么都会来得晚，但都会来，因而什么都不用着急。静静地、静静地等待着，等待着心内和身外将发生的一切。晚上散步，我满心是要写出自己最好的作品的愿望，我知道自己还没有写出来。 这种以社会史为对象的研究（而从方法上说，则更接近于历史的社会学）就构成了我回国后最近几年的工作。我先写完了《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接着又完成了《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一书。在我看来，在中国有文献资料确证的历史上有两次巨变，一次是春秋时代的那一场巨变，一次就是二十世纪中国所发生的巨变，这两次巨变大致把中国划分为三种类型的社会形态，对中国目前正在或正欲进入的社会形态的探讨属于一种社会预测，属于现在与未来，而对战国前后的两种中国社会形态（或许还包括两个巨变的过渡时代）的探讨则属于历史，是我正想探讨的对象。 《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首先重新考察并质疑了流行的各期”封建社会”说的共同前提或范式，想弄清这一范式的来龙去脉，并暗示理解历史的另一些可能性及其带来的新问题。以此为起点，该书对春秋时代中国社会的结构及其变迁提出了另一种观察角度，这就是”世袭社会”这样一个解释性范畴。”世袭社会”这一范畴意味着一种观察角度，在我看来，判断任何一个人类社会形态或结构是否比较公正合理，最终还是要看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是否确实生活得好，他们是否对自己的生活满意、是否觉得快乐或幸福，在我看来，社会结构不仅不能脱离人们的行为，也不能脱离人们的生活。简单的说，提出”世袭社会”这样一类范畴所依据的标准就是看社会提供给个人的上升渠道和发展条件，看在这个社会中生活的人们有多少实现和发展自己的机会，注意社会的等级分层结构与人的发展和幸福之间的关系。因此，在这本书中，我分析了一种从古代的政治封建延伸而来的”社会封建”，一种世袭等级制社会的成熟形态。我注意的中心自然是春秋时代那些在社会上居支配地位，最为活跃、世代沿袭的大夫家族，我围绕它们描述和分析世袭社会的成因，运行以及文化、心态的各个方面，探讨为什么这一社会的鼎盛期同时也就是衰亡的开始，试图说明促使它解体的诸因素以及孔子在这一过程中所处的特殊地位。 《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则显然是这本书的续作，甚至可以说我写前一本书是为了给后一本书作一准备和铺垫，因为我更关注的还是中国自战国之后这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我想为诠解中国自秦汉至晚清这一迥异于西方的独特”历史之谜”，提供一条新的合理思路。《选举社会及其终结》一书首先分析了古代中国人的社会历史观念和当代流行的概括中国社会演变的主要模式，在区别”中国古代选举”与”西方现代选举”的前提下，提出了”选举社会”这一基本的解释性概念。然后，我探讨了中国古代选举由察举（荐选）发展到科举（考选）的社会蕴涵，借助于托克维尔对欧美社会进入近代以来的主要潮流和现时代的基本特征的一个概括，描述了中国社会伴随着选举的发展所形成的、一种朝向单一的最大政治机会平等发展的趋向，以及由此逐渐确立的一种流动的等级制社会结构。我也分析了中国古代选举社会发展的自身矛盾和经常陷入的困境及其传统对策，因该书并非只是要去发掘中国历史传统中的”现代”因素，而是也想开始一种立足于中国自身的角度、对于当代世界令人焦虑的”现代性”（modernity）问题的批判性反省。我在书中借鉴了近年来大陆、尤海外研究中国社会史的许多成果及整理和量化的材料，同时亦注意把分析性结论放在发掘以往因观点所限而常为人们所忽略的大量原始资料的工作之上，这尤其表现在对构成科举考试制度中心环节的朱卷研究方面。在阅读了卷帙浩繁的朱卷及其有关资料的基础上，我考察了古代选举的内容、形式、性质、功能及社会意义和影响，其”得人”以及”人得”的状况，试图澄清本世纪以来一直笼罩在科举及八股之上的浓厚无知与攻讦的乌云，而更深的目的则还在一窥这种考试千百年来反复锻打所形成的社会结构。最后，我也考察了晚清遭受西方冲击之后所导致的废除科举的过程、理由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变革的深远意义，指出这不仅意味着古代中国两千多年选举社会的覆亡，也是其数千年来等级社会历史的终结。由上述两书，我想构成一个比较完整、互相补充的社会理论解释框架。 十一、在思想与实证之间 在我的学术工作中，我一直有这样的困惑：我如何处理思想与实证之间的关系？我应当更偏重思想理论还是更偏重实证材料？我应当更注意满足自己对思想的渴望还是更注意满足自己对扎实学风的同样强烈的渴望？ 借用胡适的一个说法，近代以降学者似可分为两类：一是用”死功夫”者，他们不是无思想力，但思想得尚不很够，甚或只是接受现成的流行观点；二是有”活思想”者，他们也不是不想用死工夫，但因投身政治运动，或早年”暴得大名”而未曾下系统的、能与自己思想相应的工夫，思想仍不成体系。但到后来，似已出现一些综合倾向的思想家、学问家，但还是或者想得不够，或者工夫不够，或者方向有误。我希望自己既有”活思想”，又有”死功夫”，既象一个敏锐的猎手，又象一个勤勉的农夫。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是否思想家一定要用史学家的工夫？如果不用，扎实如何体现？ 我读今天的许多值得读的著作（不值得读的不在其内），但几乎都是历史，都是考证，有时觉得时代完全不见了，真正的问题也不见了，使我感到很不满足。其实如果有当代的问题，即使从对历史的研究也能见出来，此诚如韦伯所言，作起学问来要价值中立，但作之前的选题还是可以有价值偏好。 另一个问题：思想如何沉重起来，如何厚实起来？如果是轻飘飘的思想，我宁愿只读考证文章，怎样使思想厚重起来呢？--这是一个对我来说真正重要而严肃的问题，思想是否必须附着于历史才能厚重起来呢？中国是否能出现象康德、黑格尔或者韦伯那样的、让人几乎在每一段、甚至每一句中都感到思想力量的思想家呢？确实，今天海外汉语学界一些与考证派、玄学体系派相对的分析派学者的致命弱点，就是他们仍没有发现真正重要的问题，因而只能要未还只是分析历史上的思想概念，要未只是批判当代其他人的概念而乏建树，等而下之者甚至只凭情绪和印象发言。 我极其渴望新鲜有力的思想，在我自己的写作中，如果觉得写了不少页，却仍不见有自己的新见解，或者对旧见没有一种更为鲜明有力的表述，写作就难于继续下去。有时为了酝酿一个大的具有思想意义的学术计划，我在一段时间里什么也不敢做，只是读书和思考。甚至读书亦不能不谨慎，读各种书的分量也宜恰到好处。章太炎读小学太多，结果如鲁迅所说，使小学膨涨到其它方面了，有人乃至于仅仅是读书太多，故不能成就为一个好的思想家。我们总是得给自己留出进行思考的时间。有时接一件事情，事情虽小，可能只花一两个月时间，但却可能影响好几年，因为思想过程是不能随便打断的，打断了就不容易接起来，所以必须有一段时间耐心地什么也不做，耐心地等待它成熟，只是想着它。有时看起来几个月似乎什么也没做，但思想却行进了多么远！尤其是当酝酿一个大的、可能影响自己毕生工作方向的思想过程的时候。所以，这时不敢有任何分心，任何松懈，不理会报刊的一再约稿，不出门，不会客，这一切都是为了不敢打断自己的思想过程，不敢影响自己最想做的事情。 但另一方面，我也极其渴望一种扎实的功夫，我甚至考虑这样一种学术风格：即”学术”就是”学述”，或者说”学术”就是首先”学述”。即便从思想性的工作而言，也要从传统引申，从前人引申。而在引申之前，先要转述。这种”述”不是有文学色彩的”揉合杂述”，也不是思辨风格很浓的”理论阐述”，更不是博学家的炫耀卖弄，而是更接近于史家的谦虚求实的风格，是”板块性”转述，是依据主要的几个人集中叙述。比方说，我在《选举社会及其终结》中，可能是相当依赖于托克维尔”平等”的观点。我的引述基本上是正面的，即支持自己观点的引述（而不是批判其观点），通过引述来推进自己的思想，构成理论体系的各个环节。我想哈贝马斯的哲学也是如此论证的—他几乎总是先论述几个别人的思想，然后再往前推进。这也是回到孔子首先”述而不作”，回到”包容性发展”这一中国传统。而要如此，就必须首先有一种艰苦的学习和训练，并不断用这种学习和训练来充实自己，来抑制自己的僭妄和漂浮。可能，有意识地分离自己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思想者和一个布道者的角色正是现代多元社会的一个要求。引证使论著变得厚重—引证使你不得不读许多书，这也是一种学术所要求的”迟滞性”。有时也需要尽量隐蔽你自己的观点—可能在学术上与在文学上一样，使你的观点尽量缓缓渗出。 包括我转向社会史，也可以说是出于一种对踏实的渴望。我早就想我一定要做些微观的研究，问题是：我如何选择我的微观、具有思想意义的微观：如杜尔凯姆的研究自杀，福科的研究疯狂、监狱、性……大要可能不会脱离历史。今天如想逗留在哲学领域，而又要求某种确实性，那就可能只能做一些语言哲学，或者对理性认识的分析等工作，就是说，只能做一种相当形式的、方法论的探讨，而几乎无法探讨重大的实质性问题，所以，甚至可以说，要同时满足我对思想与实证的渴望，我不能不转到社会领域，扣紧某一个社会的某一个历史时期，只有在这里，才能触及到很切实又很重要，既能满足我对扎实可靠学术的理念，又能满足我的思想渴望与当世关注的问题。而当从事社会史的工作时，更是必须引证大量的史料，这种引证当然也须具有眼光和经过仔细鉴别。我想我没有必要埋入史料的海洋之中，我的研究可能主要还不是直接去发掘和统计史料，而是选择和思考已经被整理得最好的材料。 但这种思想与实证之间的度又是很难把握的，我想我可能还是更为偏重于思想。当埋在材料中久了，就会有点不耐于实证的学术，不耐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思想与创造，正如我前面所说，如果我觉得我写的东西没有创造、创新的东西，我就会感到不耐，甚至很不耐烦—那就真正是”烦”。但同样，扎实的要求也仍旧很沉重地放在我的心上，我怎样才能做到扎实呢？难道一定要做纯实证的学问才能做到扎实？我正是被扎实的要求驱向社会史的，但我现在又有点怀念比它层次更高的一种思想理论工作了，我大概还要在思想与实证之间摆来摆去，还要继续探索。 十二 、认识自己才能的性质与限度 从事学术的过程也是认识自己的过程，前面实际上也已涉及到这个问题，在此我想进一步谈谈如何认识自己才能的性质与限度。人在素质、潜能方面是有差别的，而且差别不易改变，同为文化人、同为学者、同样具有很好的研究能力和写作才能，他们之间却仍有巨大和微妙的差别，由此形成一些大的层次，一个人可以在这一层次内尽量努力，达到这一层次的最高处，但却还是很难、甚至不可能越过这一层次而达到更高的层次，而另一个人可能稍加努力就能进入这一在上的层次。当然，无论是在那种层次，努力和尽分的精神又是同样伟大和相通的，因为这种精神，我们就不能全然以人们外在的成就、以人们所达到的来衡量一个人。 人又是相当容易迷失自己的，甚至可以说，我们寻找自己的道路，或者说自我成长的道路充满着很多偶然性，有时看起来只是因为碰到了某一本书，或者遇到了某一个人才有今天，我们甚至也不知道我所处的今天这种状况是不是我所能达到的最好状况，而可能只知道它基本上让我满意或不满意而已。人也是非常受他自己所做的事情的影响的，所以我们不能不谨慎选择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最好不要匆忙地全身心地立即投入某一件事情，自己才能的性质有时很不容易认识，打个比方，一个作家可能写散文和写小说都写得不错，但还是写散文写得更好，甚至只能是写某一种类型、某一种风格的散文写得最好。但是，现在的人们似乎对人的身体素质和能力的差别极其注意和推崇，对人的才智与精神的差别却不甚了了。 我经常会琢磨自己，我的思想类型是那一类：是更偏于伯林所说的刺猬型还是狐狸型？或者是哈耶克所说的头脑清晰型还是糊涂型？所长是逻辑、体悟，还是玄思？是分析还是综合？思想方向是更偏于入世还是出世？著述风格是更注重流畅思路、玄思，还是引据据典？著述风格是更偏向现代还是古典？ 我渐渐觉到了我学术方法上的一些特点：例如我永远不可能晦涩，永远要把复杂的东西弄得明白，而不是相反。金岳霖、牟宗三等走了晦涩的一路，我却是相反，我走的是胡适、钱穆、冯友兰、徐复观比较明白的一路。国外的社会学家如韦伯是比较善于创造概念的，而托克维尔却不怎么在意概念，他的风格是明白晓畅的。”永远不可能晦涩”意味着：我不擅长创造和处理概念的思想艺术，我只对史实和直觉感到兴趣。但这也许是因为我以前太不注意概念，我今后也许应当比以前更重视对概念的提炼和推演。有几种不同的思维方式：1从一个概念到另一个概念的演绎；2依据事实进行归纳，提出鲜明有力的概括范畴；3提出一个事实或概念，对它进行从各方面旁敲侧击的细微分析；4在大量的读书及体验中产生许多生动而纷乱的印象（直觉）。那么，在演绎、归纳、分析、印象四种方式中，我可能是倒着的：印象最多，分析尚可，归纳胆小，演绎最弱。在方法论上，我想我是一个经验理性主义者，或者说一个历史理性主义者，我的理性思考不太超出我经验的范围，虽然也不是完全依据经验思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