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一代学人剪影——记吴廷嘉、赵淑凡、刘大年、孙思白、吴静渊、何兆武、李慎之等学者(上)(20040809)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11:11:26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 前 言 我们都是跨世纪的人，无论是你、我、他，老年、中年、青年，都有幸在这21世纪初相会，二个世纪的风雨苍黄，带给我们的兴奋和苦恼，追求和彷徨，都难以在岁月流转中磨灭，因为这都是我们真切地感受和由衷的付出，是一生中最值得留给后人的记忆。 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与我的前辈、同辈经历了反右派、拔白旗、反右倾、十年文革的灾难，在不同程度上使我们的身心受到伤害，也使我们这一群人曾经迷失自我，践踏自己甚或相互践踏，留下心灵的创伤。一首流传甚广的顺口溜:“ 表不完的态，站不完的队，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真实地再现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和无奈，至今也难以使后人理解。 然而，不管铺天盖地的运动是多么雨骤风狂，不管时代和境遇给知识分子自身留下多少遗憾，很多人都在学业上孜孜以求，不知疾病、苦恼和穷困，忘情地跋涉。他们是我的老师和同事，有的已经故去，有的也已垂垂老矣，但那上下求索，苦苦追寻的声容笑貌，至今历历在目。 一位年青学者对我这样说:“ 你们这一代人未完成的学业，可以由我们来完成，但你们一代人的境遇和奋斗精神，如果不留下来，那就永远地消失了。” 然而，这是一部难以抒写的大书! 我也许无能为力。但那曾经令我感动过、振奋过、伤心过的人和事，却不容淡忘，因此，我想为他们留下翦影，一个目前尚难以完成的写作就这样开始了。 哀哉，吴廷嘉! 她走了。 这是上帝对她的厚爱! 当医院宣布她的绝症，并多次作了处理后事的准备，却又奇迹般地多活了十多年，在难以忍受的病痛中写下百万字的著作。 这是上帝对她的不公! 对这样一个如牛负重的赤子，不论成家立业，著书立说，甚或在公益活动中，都历经坎坷，饱尝艰辛，直到撒手人寰。 这是我骤闻噩耗后的第一感觉。 这个感觉是揪心还是解脱? 是沉重还是松一口气，说不清道不明，只是直觉地感到，她正当如日中天的年华，有千万个理由活下去；但看到她辗转病榻的痛苦和治疗的无望，宁愿她少受些折磨，因为她活得实在是太累了，我只能祈求上帝赐给她最后的安宁。 这第一感觉中的矛盾，竟然与我初次见到她时的复杂心情，相近相似，难解难分，也许只有仰天长叹才能排遣我心中的追思。 对于她，我是未见其人，先识其文。 那是在八十年代初，社会科学研究队伍中涌现了一批后起之秀，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年青女性的崭露头角，她就是一个佼佼者。在行文中她那新颖的见解，透辟的分析，流畅的文采，洋溢着泼辣辣的阳刚之气，在我面前展现的该是一个潇洒倜傥，英姿飒爽的女才子。可是蓦然一见竟令我惊讶得怀疑自己是不是认错了人，她那焦黄的肤色，瘦弱的身躯，满面风霜，憔悴得像是一个老妇人。人们常说文如其人，在这里无影无踪。 自那以后，每逢有什么学术研讨会，只要她一出场，就令人肃目而视，听到她连珠炮般地发言，富有鼓动性的口才，怎么也难以设想这是发自形同枯槁的抱病之身，而且还不得不为她犀利的谈锋，严谨的逻辑而折服。当她雄辩滔滔的时候，我有时不忍卒看，唯恐她一番慷慨陈词后，倒下去再也起不来。可这时我又最爱睁大眼睛观察她的声色，唯有在论辩中的她，神采飞扬，焕发炯炯目光，直逼听众的心窝，使我顿悟这才是她的本色。 她是一个为学问而锺情、陶醉、献身的性情中人。她常常彻夜不眠，笔耕不辍，次日清晨又忙着为三个孩子准备早餐。她就是在这样繁重的家务和多种疾病的折磨中写出一本本专著，本本掷地有声。为她这样超常的负荷，超常的成绩，在研究所年年评为先进或优秀党员，直到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然而，她无怨无悔，一如既往，就在她不得不依靠输氧、输血维持生存，靠抽去胸腹积水减轻痛苦的间隙，仍然匍伏在病榻上写作。对于事业和疾病，她有永远不断进击的意志，即使在病入膏肓之际，依然那样乐观自信，谈笑自若。人们都惊异她竟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一次又一次转危为安，连医生都叹为观止。所以在我眼中她又是当今学术界的奇女子。 她是成长在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年代，不修边幅在我辈中是罕见的，有时几近蓬首垢面，使人几乎忘却她是一个女性。可我永远忘不了她穿上旗袍，戴上项练，流盼四顾的神态。那是我和她夫妇出差广州的时候，她刚刚得了一笔稿费，这对她沉重的家室负担不过是杯水车薪，为了这一小笔稿费怎样支出，夫妇俩争议不休。第二天她爱人倾其所有买了一件漂亮的旗袍和项练送给她。我以为过惯苦日子的她，怎能接受这种奢侈品，说不定会发火吵架。岂知她竟然爱不释手，喜不自胜地穿戴好，在镜子面前端详流连，仿佛第一次发现自己也有一副苗条的身材，这使我恍然大悟，她和我一样是个有情有欲的小女人。非常遗憾的是，我从未看到她穿着这一时装出入公共场合。 她就是这样生就一副儿女心态，丈夫气概。风风火火，毛毛躁躁，绝顶聪明又傻得可爱。她会把一个塑料片当作玉坠子珍藏多年，送给我作永久的纪念，我不忍拂她的好意，从未言明这是连孩子也能识别的赝品。她文思喷涌，挥挥洒洒，倚马千言，看她的手稿，满纸烟霞，句句珠玑，但那错字、漏字也着实令人又气又恼。她急公好义，嫉恶如仇，论人评事，不乏偏颇，遭人物议。她忧国忧民，激情满怀，又有点理想主义，难免不合时宜。她朝气蓬勃，勇往直前，却用生命熬油，燃尽了了最后的光焰。 上帝造就了她，又何必那样摧残她?! 哀哉，吴廷嘉! 生命如歌 -----记拉美所副所长赵淑凡 淑凡是我的同事，当我认识她的时候，已是四个孩子的母亲，论姿色也许算不上出色，论年纪更是徐娘半老，可那文静的举止，娴雅的神韵，有一种说不出的魅力向周围散发，不知男同事们感觉如何，我这刚出校门的女大学生见着她常常有一种如沫甘泉般的清爽。 说来也奇怪，同是女性，年青的反而被年长的吸引，这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五、六十年代的姑娘，能说、能唱、能劳动，就不太爱打扮，白、黑、蓝、灰色的服装，颜色和样式就那么几种，男女老少都一样，难得是夏天穿上“布拉吉”，还是从苏联传来的连衣裙，有苏联老大哥做榜样，就不怕被人说三道四，似乎只有这一季节女性的着装才显出与男性的差别。淑凡是党的基层领导，穿着自不能特殊，在穿件花衣服都有可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时代，哪能反其道而行哩。可同样的衣服穿在她身上与别人就不一样，剪裁合体自不用说，款款的步态，轻轻一掠的披肩发，温馨的话语，真像一个淑女，这是我对她最初的印象。 可这淑女，也有令我吃惊的时候，据说她在反右运动中，居然堂而皇之的扬言，闹革命就是为了要过上好日子，因此还受到处分。她从少女就参了军，论资历也算得上是“红小鬼”，难道连革命是为了解放全人类，这人人皆念的“经”还不明白，非要与众不同。又听说她四个孩子的名字是以和平安宁排行，仅此一点就够她受了，可不，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的时候，胆敢扭着干，标榜什么和平安宁，为此她没有少被明敲侧击，到文化革命中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大罪状，尽管如此，她居然言不改志，行不更名，直到和、平、安、宁长大成人。有一件事使我一度迷惘而感动，她的属下有一名少妇，有了婚外情，丈夫远在外地而有了孕，在当时这可是了不得的丑闻，按惯例，大会小会检查、处分、批判、弄得不好被开除、劳教，身败名裂，遇到运动更会成为活靶子，千人踩、万人踏，不饶不恕，一辈子也翻不了身，这种严酷性，想起来也令人不寒而冽。她是党支部书记，这件事落在她手里会怎样发落哩? 我怎样也猜不透。谁知她不露声色，悄悄地帮她堕了胎，接到家里，养好身体，解决夫妻的两地分居，还要知情人保密，当然也不乏有严肃的批评。当我看到当事人满面泪水地向我诉说对她的感激之情和忏悔，我才明白挽救年青人的错误，有理有情的批评比无情打击更见成效。当时这样做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这要顶住多大的压力! 仅此一点就使我感受了她的淑而不凡。 由于工作调动，一别多年，当我再想探询她的时候，她已阖然长逝。这样我就去了她的家，在她的遗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册相片簿。打开相册又见到她温文尔雅的风貌，所不同的是有了病容，又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变换着各种服装和姿态，照了那么多的相。这时我才知道，当她得知自己不久人世后，选购了十多套时装，轮番地穿著，留下最后的倩影。这要有多么旺盛的生活热情，才拥有这样美好的情怀。生命对她像一首歌，一首情怀隽永的歌，伴随她飞离了人间。 思想者不老 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刘大年先生化作云烟，我没有去送行，为的是不忍心看到一个神采奕奕的老学者，永远闭上了双目。他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深到不经意会在耳畔响起他的湖南音，这不是因为我在学生时代就慕名读了他的著作，也不是因为进入研究所后，得到他的指点和帮助，而是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为日本学者井上清先生授予名誉博士的会上，留下的深刻印象。 社科院给外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授衔，这还是第一次，会场不大但很隆重，主持人的讲话是念发言稿，不疾不徐，稳稳当当，听来大都是耳熟的套话，是涉外的会议弄得这样拘谨? 还是作为一方主管的讲话离不开事先拟好的讲稿? 这本该是启人心智的会议，一开场却那么平庸。正在我默默思忖之际，突然听到一个充满激情的声音，那是刘大年的发言，他是井上清的老朋友，半个世纪的学术交往和切磋，建树了深厚的友谊。大约是老朋友的业绩，拨动了他的心弦，讲话一如山泉出谷，滔滔奔流，娓娓动人地叙说这一代日本学者的成就和风范，话语的流畅，思路的清晰，论理的严密，像是一挥而就的雄文华章，可圈可点。他以八十岁的高龄，作出这样虎虎有生气的即席演说，给我一个强烈的印象是: 他没有老! 这也使我油然想起六十年代的他，曾经以一篇《论康熙》在史学界引起震动，不论对其观点是赞成的还是不赞成的，都不否认在那万马齐喑，八股成风的年代，一篇文章激起对历史人物品评的新风，那时他还年青。岁月如驰，黑发人已成了白发人，是什么原因使垂垂老人葆有这样的青春风采? 听说他在临终前夕，卧倒在病床上仍然笔耕不辍，医生不得不给他用药，使他活跃的思绪停滞下来，不这样就不能使他得到休息。临近弥留竟然用人工麻木停止思维活动，是医学制胜了生命，还是生命使医学无奈? 一个孜孜不倦的学者，开动思考就如开动机器一样，运动起来的惯性不可逆转，生命不止，思索不已，连痴呆症的患者也不例外。已故考古学界的老前辈徐旭生先生是我的邻居，在他九十多岁的时候，连冷了穿衣服，热了脱衣服，都要人招呼，你不叫他吃饭，他也许再也不会想到肚子饿，可他每天不言不语地端坐在书案旁，两眼直瞪瞪地瞅住书不放，有时还能往下翻页。我好奇地问他的家人，他还能看得进书吗?回答是看不进了。但他每天都要在书城中危坐，像是老僧入定，不这样，就会烦燥不安。在他痴呆得失去自我意识的时候，书，仍然使他牵肠挂肚，有了书似乎就有了他的天堂。难道在行将就木的身躯中，还有一息思想的细胞潜藏在无意识中盈盈欲动? 真正促使我想为老学者们写文章的，是86岁高龄的孙思白教授。他已退休多年了，一天他颤巍巍地扶着拐杖来到所里，一见到我就说:“你怎么不把文章送给我看呀，我喜欢看你的文章。”听他这么一说，我就随手把刚刚发表在1999年第1 期《史学理论》上的一篇《青史有待垦天荒》递给了他，这件事也未在意。谁知过了一周，突然接到他的一个电话，说是找到人事处才知道我的电话变了，否则早就要与我通话了。他在赞许了这篇文章后，话峰一转，连连谴责自己: “我这十年白活了! ”我心里一惊，这是怎么了。他说这十年疾病缠身，身上疼痛，手发颤，没有写东西，原来他说的“白活”就是指没有再出科研成果。我连忙问他今年多大高寿，他说，85岁了。啊! 这年纪早该颐养天年了，可是他却因为从75岁以后，不能继续著书立说而于心不安。这样一位视科研工作如生命的老人，胸中要涌动多少蓬勃的思想活力，才能发出这样的感概! 但有科研不言老，是许多老一辈学者的心态，也正是对科研工作的不息追求，成就了他们学术事业的高峰。季羡林老先生自述，在他的论著中有三分之二是在进入老年后写成的，他那优美、清新的散文，在年青人中拥有大量的读者，一个老人的作品，博得老少共赏，是因为融进了生活乐趣和知识芬芳，吸引了年青人的心。人们都知道杨向奎老先生是海内外著名的历史学家，可他还写过一篇物理学的论文，发表在中国科学院权威杂志《中国科学》上引起自然科学界的兴趣；史学界同行评论他在70多岁出版的专著《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是他史学研究的最高成就。这一传世之作是他长年在白天也要开灯的黑书房中完成的，为此，我曾为他的住房条件鸣过不平。他在给我的信中自述这是特意的安排，不无风趣地说:“且谈‘玄学’，‘玄’的本意是暗淡，也是安静，‘安静’不仅来自无声，也来自无光，无声而暗淡，才能安静，我最讨厌杂音之污染，所以造就一个‘玄静的环境’。”又说: “在安静的环境中思考，是人生最乐处。如果我读书有所得，都是在‘玄’的环境中思考出来的。秋冬之际，在暗淡的灯光下，我大半时间在思考，思考人生，思考宇宙，思考人类的将来。”诚如其言，人生、宇宙和人类的未来，是他毕生思考和探索的课题。看到先生以渊博的学术，出入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游刃有馀，成就卓著，每天还坚持游泳不断，鹤发童颜，生气勃勃，这哪像耄耋之年的老人! 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与自然科学人才成长的特点并不一样，学业的精进要靠长年的积累，往往是年龄愈大，积累愈丰厚，学术研究愈趋向成熟。 积累和思考使得老一代的学者永远燃烧学业的青春。 因为，思想者不老! 在天国安享桃李的芬芳 多年来我就想找到吴校长，他是不会记住我的，或许他就没有认识我，作为一校之长，谁会在一千多名学生中记住一名低年级的学生? 何况他任职不长，又从来没有教过我，可我还是想找到他，我这样渴望为的是表达母亲临终的夙愿。 三十年了，这已是遥远的记忆，当我守着弥留之际的母亲，度过人生最难诀别的时刻，又不得不克制悲痛，抚慰母亲对人世最后的眷恋，有多少舍不下的情怀，割不断的牵挂?!不意，母亲对我最后的嘱告是: “代我谢谢吴校长....。”这轻轻的一句话，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心。 可不是，吴校长解放初就任镇江中学校长时，我刚刚跨进中学。失业的母亲抚育着一群嗷嗷待哺的子女，实在是太艰难了，我是长女，不能不分挑生活的重担，寻找生计，虽然我那么渴望求学。就在这关键时刻，老师传来了吴校长的决定，给我最高的助学金，介绍我母亲就业，尽一切办法帮助我复学。喜讯来得那么突然，当我重新走向学校时，好像是走进梦中。就这样我顺利地读完中学，上了大学。母亲总是念念不忘吴校长，虽然她从未见过他。吴校长哩，早已调任了。对於向个人道谢，我又不太放在心上，那时候的思想方法就这样，把一切关心和爱护都归之於党的恩惠，用这最高的抽象，涵盖个人所作的一切努力，那自然也容易把个人淡忘。事过多年了，母亲久久不能释怀，终于成为终生的遗憾，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又再次对我嘱告，又怎能不使我刻骨铭心哩! 吴校长，你在哪里?风云变幻的年代，几经周折的调动，又在哪里留下你的踪影? 我苦苦寻求而不得，时间已使我从青年进入中年。 七十年代末拨乱反正后，史学界第一次农民战争史的学术讨论会在上海召开，我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名学者出席了会议，出其不意的是，在与会者的名单上发现“吴静渊”三个字，是他?!难道是他! 江苏师范学院的教授，当年的校长，如今成为我的同行? 不管是与不是，我立即循着房号，一脚跨进了门，屋内坐着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大约是我这不速之客的莽撞，他蓦然回首，清瘦的面庞和我打了个照面，这不是吴校长吗，正是他，我奔上去，一把抓着他的手说: “谢谢你，吴校长，我母亲谢谢你。”当我说明来由后，他依稀记起说: “你姓刘，是个好学生，对好学生我们更有责任帮助上学。”就为了这简简单单的一个信念，亲爱的老师，你改变了我们全家的处境，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谢谢你，吴校长! ”我深深地鞠了一躬，当我抬起头时，看到站在一旁的赵俪生教授眼中映出了泪花。 在这以后不几年，吴校长谢世，在哀痛之余又不禁轻轻地嘘了口气，上天给了我不期而遇的机缘，终于在他生前表达了铭谢的心迹。如今我也渐入老境，回首往事，吴校长在我心目中是一座圣洁的灵碑，在天国永享桃李的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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