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轨迹和学术道路（上）（2004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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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荏苒，岁月如流。一转眼，即将70岁了。自己是一个平凡的读书人和教书匠，在人生的旅途上没有留下什么值得记忆的雪泥鸿爪。然而，《南开史学家论丛》第二辑即将问世，我忝在其内，只好勉为其难地将过去一些浅薄的文章编辑成集出版，取名《贻书堂史集》。 1934年9月，我出生于河南开封，因当时先父王世富（字善赏）为河南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但按原籍，我是福州人。在我刚懂事时，父亲就严肃地对我说：我们家族称西清王氏，在福州算是一个名门世家，又称王贻书堂。你之所以起名敦书，是因为在王家你这一辈排行“敦”字，而“书”字是希望你好好读书，王家号贻书堂明确说明无产业留给后人，只以书为传家宝。这就是我的名字的来历，也是我称本卷书为《贻书堂史集》的原因。 我的一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4年9月出生到1955年8月，共21年。这是我的童年和上学读书至大学毕业的时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举家从南京逃难到上海租界地区，以后定居下来。我先后入协进小学、协和小学、伯特利中学和圣芳济中学学习。可以说上海实际上是我童年的故乡。 1946年末，全家迁天津，遂入耀华中学肄业，直至1951年7月高中毕业。 至此时为止，父亲对我的影响至关重要。他极重视家庭教育，对我寄希望最殷，要求亦最严。从我牙牙学语开始，父亲就十五年如一日，手把手地教我认字读书，学古文，背《四书》，念英文，乃至灌输各种知识。尤其是在我13岁读初三时，他用一年多的时间每天教我逐字逐句地朗读并口译美国著名史家Hayes and Moon所著Modern History （海斯、穆恩：《近代史》）。全书自始至终共908页完毕，从而给我打下了坚实的英语和世界史知识的基础。在父亲的教育下，我的人生座右铭是：热爱中国，做一个服务人群、有益于社会的人。具体的目标和道路，则是以祖父和父亲为榜样，入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然后赴美留学，回国后当大学教授或从事外交工作。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父亲觉得以王家的家庭出身和所受的西方教育，爱子已不适于学政治学和从事外交工作，因此我就确定改学历史学，决定考清华大学历史学系，以世界史特别是世界近现代史与外交史为主攻方向。我进一步读Gooch之History of Modern Europe（古奇：《近代欧洲史》）和Fay之The Origins of the World War（费伊：《世界大战之起源》），甚至涉猎Gooch主编之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古奇：《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献》）。 1951年10月，我以第一志愿考入清华大学历史学系，先后随丁则良师学宋元史（中国通史三），邵循正师学明清史（中国通史四），周一良、孙毓棠二师学中国历史文选，侯仁之师学中国历史地理，冯友兰师学历史唯物论，并开始学俄语（英语因全国大学入学通考获95分而免修）。由于世界史教师不足和参加土改，我们一年级学生不设世界史课程。雷海宗师与父亲相识，原为清华学堂同学，但他先参加土改不在学校，下学期只给二年级同学开世界中古史课。我曾旁听过几次，但未正式选课和向他请教。一年级末听说高校院系调整，雷师将调往南开，不禁为未能师从先生感到惋惜。不意1952年10月初由津买火车票返清华时，突然有人从后面拍我肩膀，回头一看竟是雷先生。他说来南开办些手续，现回清华，于是我们同车赴京。在火车上两个多小时中，雷师耐心细致而又高屋建瓴地给我讲如何读书治学，并如数家珍地具体告我从世界古代史直到世界近现代史，乃至国别史应读哪些名家的代表作。如果说父亲为我打下了学习世界近现代史和外交史的基础，雷师则在三个小时内把我领进了整个世界史从古至今的殿堂，并画龙点睛地授我以打开这神圣殿堂大门的锁钥。 1952年10月清华大学历史系并入北京大学，我也由荷塘月色的清华园来到了湖光塔影的未名湖畔。先后学习张政烺师殷周秦汉史（中国通史一）、余逊师魏晋南北朝史（中国通史二）、邵循正师中国近代史、荣天琳师中国现代史、胡钟达师世界古代史、齐思和师世界中古史、杨人楩、张芝联二师世界近代史、王力师世界现代史，以及周一良师三个学期的亚洲史。此外，系统学习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以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课程。语言学名家缪郎山（缪灵珠）师则教我俄文《联共党史》和一些原文俄罗斯文学作品。清华和北大四年期间，在众多名师教导下，我系统地学习了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和亚洲通史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对古今中外历史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打下了广阔、深厚、扎实的功底，这使我终身受用不尽，在从事任何专门史领域的工作和研究时能够得心应手、驾轻就熟。 从1955年9月到1979年7月是我人生的第二阶段，共24年。这是我由大学毕业，走向社会，历尽坎坷的时期。1955年9月15日，北京大学历史系分配我留在系里作苏联专家的苏联史研究生，但两个星期后突然祸起萧墙，被加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而取消研究生学籍，等待再分配工作。这是我有生以来受到的第一次挫折和打击。1955年11月，接受分配到武昌建筑工程学校，任政治教师教革命史，并曾给整个武汉市中等专业学校的教师讲辩证唯物主义政治大课，受到校领导的重视。但我内心深处仍想继续钻研世界近现代史和国际关系史，曾到武汉大学图书馆了解外文藏书情况。周一良师给我写过长信，以胡如雷学长为例鼓励我在中等学校工作之余继续攀登史学高峰。邵循正师则具体指点我说，武汉地区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十分重要，如下功夫系统地阅读当地几家重要的报刊杂志，必有所成。 1956年春，周恩来总理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全国学术空气大为活跃浓厚起来，各高等学校的名教授纷纷招收四年制副博士研究生。1956年7月，南开大学历史系郑天挺先生之子、原北大老同学郑克晟学长来信，告我南开雷海宗先生将招收世界上古、中古史专业副博士研究生，希望我报考。佳音天降，喜出望外，遂征得建筑工程学校领导同意，8月初返天津，拜谒郑、雷二师。一别四年，雷先生对我亲切接待，将有关的苏联教材中译本与他编写的世界上古史讲义借我阅读，并让我开学后去南开旁听他按新体系讲授的世界上古史课程。11月中旬，在津参加了研究生的入学考试，世界上古中古史专业共考英语、哲学、世界上古史和世界中古史四门课程。考试结束后，告别雷师回武昌。 令我终生难忘的是，12月初意外地收到雷师亲笔长信。首先告我以特优成绩被南开大学录取，随后语重心长地嘱我今后当在他指导下刻苦读书，在哲学、社会科学、古今中外历史和外语各方面打下雄厚基础，数年后方能登堂入室，以便更上一层楼。由此，我深刻地体会到雷师对我关怀之深、期望之切、要求之严和做学问之不易，并将自己的志趣定位到世界上古、中古史领域。 1957年2月，我向南开历史系报到，正式成为雷师的世界上古中古史专业四年制副博士研究生。可是，不久全国开展助党整风运动，随后转入反右派斗争。是年8月，雷师受到批判，被定为全国史学界最大的“右派分子”。1958年2月，在处理“右派”时，我被补划为“右派”，再次取消研究生资格。3月末，随南开大学下放干部队伍先后在天津郊区和南开大学农场劳动。1960年10月，摘掉“右派”帽子。1961年3月下旬，由农场调回历史系任资料员。 1961年4月，北京召开全国文科教材工作会议。吴于廑先生负责主编《外国史学名著选》全书。南开大学历史系承担了希罗多德《历史》和李维《罗马史》的选译任务，系领导将具体工作交付给我，并说可向雷师请教。于是，相隔又近四年，再登先生之门。在雷师的精心指点和仔细校改下，以六个星期的时间完成了李维《罗马史》的选译工作，赶在7月1日之前寄往北京，作为对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周年的献礼。下半年，吴于廑先生主动来信，肯定了我们的成绩，并约见我亲自安排希罗多德《历史》的选译事宜。1962年雷师先后开设外国史学名著选读和外国史学史二门课程，我随他做些资料翻译和教学辅助工作，后又负责陪他去医院看病。在此期间，我完成了希罗多德《历史》的选译任务，并将初稿呈请雷师校改。可惜，先生健康日差，忙于教课，无暇及此，不久即于年底逝世。蒙吴于廑先生厚爱，李维《罗马史》选和希罗多德《历史》选，于1962年和196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这是我的处女作。在当时“左”的气候下，让一个年轻的“摘帽右派”公开具名发表著作，是极其困难和要冒政治风险的。我永远感激和钦佩吴于廑先生作为一个大学者的开阔胸襟和恢宏气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