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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为中国史学步入21世纪而作(20030718)

中国史学作为文化事业的一部分,随着中国社会前进的步伐,步入21世纪。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此时此刻想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其实也是一个老问题,那就是: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
    这些年来,人们重视发展经济,重视科学技术,无疑是顺乎历史潮流的。与此同时,人文社会科学自亦应有合适的位置。这里说的合适的位置,一是指它应有的位置,二是指它实际上是否处在应有的位置之上。
    史学在社会中应处于怎样的位置?这是一个有古老传统的话题。古人虽然没有用这样的语言来表述它,但他们的所言所作,往往都表明了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和意向。
    司马迁指出:“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司马贞“索引”解释此话的核心思想是:“言居今之代,志识古之道,得以自镜当代之存亡也。”以历史为“鉴”的思想,至晚在西周的政治家那里已经十分明确和深刻;司马迁所说的“自镜”是以“居今之世,志古之道”为前提,可见他是就史学的社会作用来说明“自镜”的价值的。人们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中,进而认识到史学与社会的关系,表明了人们史学意识的深化。
    刘知几是史学批评家,他对于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的认识,有鲜明的职责感和突出的理性色彩。刘知几合乎逻辑地阐明了一个道理:因有“史官不绝”,才有“竹帛长存”;因有“竹帛长存”,后人才得以“神交万古”,“穷览千载”,了解历史上的人和事;由此进而辨别“贤”与“不贤”或“思齐”,或“自省”(《史通·史官建置》),都可以从中受到教育。史学于是发挥出广泛的和重要的作用。“生人”(生民)和“国家”都应当重视史学的这种作用。
    刘知几从“国家”的角度来看,说史学是“要道”,从“生民”即一切个人的角度来看,说史学是“急务”。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这大致说明了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
    关于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20世纪的中国史学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和许多宝贵的启示。
    当20世纪刚刚揭开序幕的时候,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一文,倡言“史界革命”。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极其郑重地指出史学在社会中的重要位置。他“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梁启超史学三种》,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0版,9页)按其本意,史学对于社会上所有的人们来说,应当“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的大事、要事。梁启超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一是因为他接受了西方近代进化论的观点,看清楚了“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二是他积极参与的戊戌变法遭到失败,痛心疾首之际,反思历史和史学,深感史学对于激发国人之“民族主义”精神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于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是怎样看待的呢?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之一李大钊认为:“研究历史的趣味的盛行,是一个时代正在生长成熟,正在寻求聪明而且感奋的对于人生的大观的征兆。”(《李大钊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版,245页)。在李大钊看来,史学与时代就是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20世纪中国史学给予人们的一个最重要的启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把认识历史和审视现实辩证地统一起来,一方面开辟了人们科学地认识历史的道路,一方面则更加强烈地、理性地反映了社会变革的要求和趋势。这从郭沫若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史学著作和毛泽东的理论著作中,可以得到有力的说明。
    70年代末以来,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处在改革开放中的中国人,怎样看待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仍然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问题。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领导者,他在1990年曾十分有力地说过这样一句话:“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版,358页)只要是真正懂得些中国历史的人,就会从这句话中感受到它的丰富的内涵。可以说,这句话极其精辟地道出了现时期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值得每一个中国人三思。
    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从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来看,中国史学在新的世纪里将如何发展?它面临着怎样的机遇、挑战和抉择?这是中国史学工作者不能回避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知识经济和以人为本及其与中国史学人本主义思想传统的关系。在人类迎来又一个新的世纪的今天,中国传统史学的人本主义思想传统给予我们的新启示是:在新的世纪里,海内外炎黄子孙为了实现振兴中华的大业,必须继承和发扬以人为本的思想传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视人的作用。这是我们进入21世纪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历史任务之一。
    第二个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时代,作为中国文化一部分的中国史学,怎样认识和把握其发展的趋势及基本走向?
    一方面,中国史学要积极地利用知识经济、信息社会所提供的有利条件,在研究课题、研究方法、研究手段上提高自己;另一方面,清醒地、理性地看待和估量中外史学发展的历史及其特点,用平等的心态吸收外国史学的长处来丰富自身,同时也弘扬中国史学的长处让他人真正认识自己,以达到相互促进的目的。经过一个多世纪的中西文化的论争,中国史学界有充分的智慧和根据,用以科学地对待这个问题。从历史上看,中国是史学大国,有丰富的遗产和优良的传统。近代以来,西方史学崛起并在20世纪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中国史学在20世纪也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尤其是在考古学、历史文献学同历史研究的结合上,始终吸引着世界各国同行的关注。由于科学技术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其他历史的和社会的条件的差别,中西史学在发展上各有特色,存在许多可以相互取长补短的地方。中国史学要走向世界,既要学习他人的长处,又要宣扬自身的长处。在这方面,中国史学界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
    我们需要更加关注的问题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中国史学的民族特点、民族精神是否适应世界历史的潮流?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总之, 21世纪的中国史学,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中仍然占有它固有的重要位置,其基本走向仍将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创造性研究,开辟新的领域,攀登新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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