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一如欧洲大部分国家，甚至其他大洲的国家（例如魁北克，日本，中国等），似乎我们又重新回到了曾经就国别史功能展开激烈争论的年代。那些主张历史学研究方法应该为非排他比国别史研究方法的历史学家曾经在数十年中认为他们在公共空间推动了观念和思想的发展，并成功地使历史教学的某些层面向较之于继承于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的史学研究方法而言不那么传统的研究方法进行开放。此后，对时代的政治精神的研究，对导致世界格局平衡局面产生重大变化的事件的研究，以及对人们面对传统认知方式无法加以解释的未来所产生的焦虑性关注，对传媒即时发布的将复杂问题加以简单化处理的公共人物的话语的研究等，这一切都使得人们过去目之为“新史学”学术圈子的历史学家和今天位于学术界前沿的全球史或跨国家历史研究的学者们由攻势转为守势。据80年代历史学界就研究规划展开的争论期间即已广为人知的论点，那些脱离了国别史“沃土”的历史所呈现的形式应该对新成长起来的几代人的非政治化倾向，公民意识缺乏的倾向，对于更为广大的地缘空间的归属感的消失的倾向和在更为狭窄的社会与地理空间里自我封闭的倾向承担责任。由法国历史之家的教学研究规划所引发的争论既漫画图解式地又带有不便直接言明的观点地总结了这些“植根于本国历史”的历史学家和“脱离本土”的历史学家之间惯常的学术交锋，而恰恰正是这些历史学家都将历史学视为具有功能性和合目的性的学科，是民族文化认同的组成部分，而且也主张历史应该向更大的地缘空间开放，向学术界提出的诸多新问题开放。尽管这一很早就消失了的法国历史之家所发布的历史教学与研究规划的最终版本还是将其学术对手的一些论题加以回收利用，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此举不能说是从善如流，那么至少也是将原初规划中表现出的明显的新传统主义哲学加以掩饰的一种战术性的尝试。
这一前后矛盾的现象凸显出这些看上去似乎无法调和的两种历史学的视野，其实都立足于将历史学教学研究规划加以工具化利用的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并非如同鼓吹回归本国神话般传统的史学家们所信誓旦旦地认为的那样无法兼容。两派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无论他们是从本国史角度出发进行历史研究，还是从相反的角度出发试图摆脱本国史的视野，他们最终都不得不考虑其学术对手的视野，不得不考虑到各国历史之间的相互依存与相互联系（这在欧洲史上表现得特别明显，然而这并不仅仅局限于欧洲）。同样，任何一种全球史的研究方法，尽管它可以抹杀国家之间的疆界，然而却无法抹杀历史与地理上的非连续性，无法抹杀在拥有相对独立的特定空间内的基于权力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无论是一座城邦，一个帝国，或是一个语言文化共同体，一个文化地域或是宗教区域）。这是笔者在探讨国别史和全球史时都将采用的论证方法，随后笔者还将指出此种论证方法在历史研究与历史教学两个领域产生的影响。
众多国家之中的国家
为证明国别史与全球史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联，我们不妨参考一下美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宾德的一本著述《众多国家之中的国家：美国在全球史中的地位》。遗憾的是该书尚未译成法文。①此书的书名即已表明他试图从国别史和全球史的二元对立中寻求替代性方案的努力。显然在乔治·W·布什主政白宫期间，在美国例外论和爱国主义不仅是得到广泛认同的基本价值观，而且远远超出传统的保守主义思潮范畴的背景下，该书及其作者无法不掀起轩然大波。美国一如法国，很久以来就一直在通过与欧洲其他国家特别是与英国的对立和相异建构自己的民族文化特性，并对欧洲国家和英国的民族文化特性加以质疑。与此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孤立主义的世界观针锋相对，宾德论证道，我们完全可以重新审视美国19世纪的历史，并将其视为与欧洲各大战事与各重大社会变革导致的震荡形成共振关系的空间。例如，宾德对欧洲诸国基于领土统一的民族国家建构的研究；对美国南北战争与德国和意大利国家统一进程的比较分析；例如，新型欧洲殖民帝国模式的发展远远领先于条件尚不具备的美利坚帝国，而远非通俗史观所认为的那样。宾德对这一史实进行了对比分析；最后，对在19世纪末社会进步思潮的影响下，为工业化社会发展进程所必需的社会改良运动的此起彼伏所作的描述等，皆为宾德的论证提供了依据。这里所说的共振关系并非如同丹尼尔·T·罗杰斯以往在《大西洋两岸的交流》一书中所重点强调的那样，是两岸精英间有关思想观念或有关政治议题所进行的交流。②由于正在逐渐形成的美利坚民族源于欧洲各部分国家移民的不断融合，所以美利坚民族文化特性始终受到源于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德国，意大利，犹太民族，俄罗斯，斯堪迪纳维亚地区等各国移民远道携带而来的各自身文化特性之间形成的张力和不同表征的共同作用。虽然宾德的著作的历史研究对象是截止到罗斯福新政时期的美国，然而众所周知，这一相互作用的历史进程在新涌入美国的少数族裔移民的时期仍在继续，而且即使表面上看已经融入美国的外籍移民仍然受原籍国历史文化的影响，而且还时常遭受原籍国与入籍归化国之间的冲突形成的边际效应的影响，例如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籍移民的遭遇和今日源于中近东诸国的移民所受的遭遇异曲而同工。以美国为例，践行以美国为中心的历史观，并希冀将其世世代代地传承下去，这种做法不仅令人无法理解推动美国历史形成的各种动力及潜伏于表象之下的各种张力，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早已时过境迁的选择性历史观，这种由人口占少数的，自认为自美国建国之父以来就一直是不间断的线性历史文化唯一合法继承人的源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信仰新教的白人族裔所强加的选择性历史观，由于忘却了组成美利坚国家的族群分裂的客观事实而无法为人理解并接受。
同理可证，如果将托马斯·宾德提出的方法移植到法国国别史的空间里，或者是欧洲其他国家国别史空间里，尤其是自19世纪以来形成的法国历史空间，笔者认为从学术上讲这是能够成立的。这是因为这一历史时期的法国受到双重因素的影响：其一是源于欧洲大陆内部诸国的移民潮，例如来自比利时，意大利和波兰的移民，加上来自欧洲大陆以外的移民潮，对法国多元文化造成的深远影响；其二是由于自1830年以来法国一直处于欧洲大陆地缘政治冲突的中心地带，而且法国还念念不忘以帝国社会的身份自居。③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讲，为证明此种必然是全球性的和跨国家性的法国历史观的合理性，人们甚至可以将法国的某些特征界定为具有特例性质的东西，而其实这恰恰证明了法国历史与欧洲历史乃至于与其他大洲历史之间的相互关系。首先，那种认为法国历史乃是由大革命遗产造就的国别史观，却自认为代表了普世价值和可以将其作普世推广的价值，尽管在19世纪和20世纪期间，该历史观在排他性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的背景下曾经部分地背叛了或歪曲了这些普世价值。这种历史观曾经正面地或负面地影响了远近邻国的民族国家的重建或重构，例如西班牙通过反对拿破仑的战争重建其国家，例如德国，意大利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甚至英国都受到其影响，一如琳达·科莱所指出的那样。④其实法国国别史观并非旨在以此复活作为欧洲历史主轴的伟大民族的神话，而是试图展现与法国大革命息息相关的法国史观在欧洲诸国产生的影响何以反过来又影响了法国社会本身的发展演进，以此来培育有关法兰西伟大民族的幻觉。例如拿破仑三世的对外政策就旨在为其伯父拿破仑一世在滑铁卢战败后遭受的耻辱雪恨；再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国策亦旨在围堵德国，而这恰恰是旨在对俾斯麦于1871年普法战争后对法国实施孤立政策一事报一箭之仇。不仅如此，此种史观还被用来解释法国与其他国家爱国者和革命者之间相互声援的现象，例如法国对希腊独立运动的支持；还有针对一些流放于法国的族群采取的对其加以吸引的措施，如1831年和1863年波兰人民起义失败后对波兰人实施的特殊吸引措施；再如19世纪和20世纪针对被逐出本国的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拉美诸国的革命者或争取独立的人士所采取的特殊措施。此种史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营造了法国文化与法国政治引领世界进步的形象。
其次，随着法国融入欧盟而且必须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时，必须在法国国家历史的宏大叙述中采用此种史观的视野，否则就有可能落入极右派仇外排外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陷阱。因为极右派恰恰是想将产生于对辉煌历史的怀旧感或产生于对未来毫无信心的伟大民族的神话变成永固不变的国家认同。在历史学专家的工作之外，如果不将此种史观对历史进行的重新而且富有积极意义的阐释加以广泛传播，如果不将其视为法国周边远近民族国家空间之间的良性互动，如果不将其视为在不同国家民族构成发生变化之后原有地区和国家形态经受严峻考验的事实，那么欧洲建设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我们今天应称之为全球化的进程就将继续愈来愈被人们自发地视为外族入侵，视为洪水猛兽或是某种悲剧性宿命，一如我们在最近几年来重大政治辩论中司空见惯的那样。传统的去历史化的国别史观只能是不断强化那种以排他性的视角建构起来的有关力量对比的观点，不断地强化不是光荣崛起便是不幸衰落，不是胜利便是失败，不是英雄便是叛徒的非此即彼的观点。如此无休止的二元对立史观在人们理解现实与历史时只能起夸大冲突与张力的作用。在象征层面上，它起到了摧毁普世价值的作用，因为若无普世价值，欧洲建设就将是毫无实质意义的地理代名词，将会成为一个毫无普遍意义的政治价值的一个商品流动的空间，一个面对纷繁复杂的地方认同，地域认同和国家认同时毫无能力激发人们对欧盟加以认同的苍白无力的解决方案。何况地方地域和国家认同由于近距离的空间，由于母语的作用，由于宗族势力的盘根错节，由于学校传统教育的潜移默化共同作用形成的思维与行为方式，而凸显出其显而易见的力量。
再次，在各大洲大陆国家如北美大陆，俄罗斯，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群雄并起的时代，法国只有在欧盟这样一个开放性的国家空间内，一个可用普适性的做法推动普世价值的空间内提出一个既植根于其悠久历史又能够以毫无统治者和好为人师的心态，毫无自卑情结与自虐式内省的心态与其他文明和其他各大洲空间进行平等对话，方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如果将自己关闭在自我中心历史观的牢笼内，我们断无前途可言。毫无疑问，这种新史观必然会与以往奠基于自我文化中心主义的排他性史观以及将自己的论点教条式地强加于人的做法形成冲突。然而，只有这样的新史观才是唯一一个能够通向批判式的和不断发展进化的史观的桥梁，才能够使我们不断重新审视史料以探索那些为国家中心主义视角左右的传统史观所遗忘或所忽略的新的分析视角。显而易见，这样的解决方案与公众所广泛认同的史学形态与史学实践，与媒体广泛传播的历史题材电视节目的宗旨背道而驰，也必然遭到那些试图利用法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及其纪念活动为其作政治宣传的政客们的反对。然而，对于构成这些史学形态的先验性论据的批判并不足以消除其对公众的吸引力和老少咸宜的性质，因此我们经常面对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我们如何才能使全球史史观走出学者的象牙之塔，以同样的效率传达至众多的年轻学生，使其发挥批判性的功能？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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