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全球史？
费尔南·布罗代尔的新史学大纲已经开始尝试解决此一问题：⑤自1962年起，在学校的历史课教学大纲中，至少是在高中毕业班的教学大纲中，从长时段历史观出发，从各大文明空间的比较研究出发，人们曾经尝试引入一种新的全球史的教学形式。中学教师资格考试评审委员会前主席自己亦身体力行，通过自己撰写宏大的全球史教材来传播此一新史观。笔者在高中毕业班那一年曾经有幸学习过这一教材，不幸的是此一史观的传播过程受到了人们今日所说的发生于1968年5月至6月的事件的干扰。⑥20世纪最后一部分岁月中从事历史教学的历史学家的亲身经历说明了在走向非国别史和更加具有全球史的史观过程中的这些突破很快便受到了质疑或者被边缘化。这种质疑一方面来源于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士自身，因为他们意识到全球史教学所带来的教学法上的困难；另一方面来源于政治家或学生家长，因为他们从全球史中发现了在公众中容易备受争议或易于授人以柄之处，因为公众从其自身教育中形成了另一种历史观，而他们对于上文提到的那种对于重大历史事件所作的大众化和传媒化的传播方式更加感到亲切。虽然如此，难道仅仅靠惯性思维模式的力量，保守主义的推波助斓，甚至还有随着文化的大众化和传媒化而不断推进的反智主义即可对此现象作出合理解释？全球史教学大纲自身，无论是布罗代尔所作的还是其前辈所作的尝试，难道不也应经受批判的考验？为使全球史能够有机会正式进入学校课堂，而非仅仅出现在互联网网站或供专业人士阅读的杂志目录上，仅仅出现在可以在图书馆查阅到的各国历史书籍中，我们须对全球史的基础建设加以反思。
我们首先不妨将全球史临时定义为无国界，无领土，无编年纪事，无民族英雄的历史，没有传统史学中为人熟知的上述令人崇拜的标识，没有那些激发人们好奇心的历史叙事的鸿篇巨制。而恰恰是上述特征使众多国别史或地域史的读者着迷于斯，并以其他更为脍炙人口的形式继续使国别史或地域史具有传奇色彩，神话色彩和文学色彩。我们不是常常听到人们谈论民族史诗吗？如何设计一种没有上述原动力的教学法从而使全球史能够为人所接受？由于没有传统的参照，由于全球史的领军人物数量有限，特别是由于人们同时皆源于某一可控的语言空间和固化的社会体制空间而造成的无法沟通，这使全球史的教学更其艰难。而此前在20世纪曾经使史学面貌发生深刻变化的学科却没有遭遇同样的困难。例如社会史学在其初创阶段就可借鉴社会学家的方法论思路，而无论是接受或是将其抛弃；它可以参考某些经济学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而无论是否可以借鉴；它甚至可以借鉴法律学家作出的关于社会阶层及社会各阶层间利益冲突的定义。社会科学里不乏全球经济学和全球一体化经济学的尝试，而法学领域里也正在进行有关普遍适用法律的讨论。然而这些社会科学学科却都能够在各自领域中利用其资源，其文献资料，其从当代科学中借鉴而来的理论模型，抓住正在进行中的全球一体化的机遇以勾画出与全球史相类似的前景。而上述资源则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推进愈来愈显丰富而且愈来愈呈现出多样性。而这一切与过往时代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虽然一些历史学家也曾经尝试建构跨历史时间的分析范式，例如第一次全球化，第二次全球化等等，然而我们却无法确信这样的以追朔历史的方式来展望未来的方法不会导致历史时间的错乱和轻率的比较，导致学术谬误甚至是自相矛盾，因为我们缺少与之相应的资料来确认分析方法和论证前提假设的有效性。⑦当我们不具备由专家反复论证而创设的研究范式及其最低限度的稳定性，我们又如何能够建构可以传诸后人的分析模型？此外我们还常为此遭遇所谓的标签之战，这表明其理论上的非确定性，一如所有新学科诞生时皆会遇到的同样困扰。问题是全球史是否属于新学科的范畴？如果我们对就此问题展开的辩论作一总结，我们会发现其中的双重矛盾性。首先，方法论意义上的定义和命题尽管非常精确，但是这只会加深与法国传统史学界的断裂。因为法国史学很强调其模式，对于问题本身的关注远不如对模式的关注。这从根本上讲只会激发并非来自法国空间的历史学专家和那些游离于大学圈之外的学者的兴趣，然而这些专家学者对于作为听众和未来研究员的学生几乎毫无影响力。其次，由于上述问题毫不令人感到意外，一如笔者前述所言，此种历史学家内部的纷争或围绕名份而展开的争论只能有助于削弱而非加强那些试图走出国别史观或地域史观的历史学家的地位。当我们挖掘一下真正的分歧之点时，我们会发现实际上分歧只是体现在枝节上。由于研究的方法或利用的史料；由于偏向于与某一社会科学的对话，如人类文化学和社会学之争，文化学研究方法和结构主义研究方法之争，等等；由于试图介入并影响公众论战而造成的截然对立的愿景之争，如西方中心主义与非西方社会观点之争，统治与被统治力量之对比理论和交流理论之争；或者是由于对历史学研究中根据不同兴趣形成的分支内某些命题是否切题等方面的争执等等，致使某些特殊研究领域内学术问题的提出与解决方式出现理所当然的分歧。如果说国别史应该根据上述的角度加以重新审视，那么只要全球史未能深入思考其目的性，未能思考如何与其他历史观的表述形式相结合，那么全球史的研究方法的确立，尤其是如何将其转化为教学法，转化为公民教育方案，以满足前述诸种期待这一问题也并不会因此而顺理成章地变得简单起来。就此，我们必须停止使用所谓的学术革命的辞藻，何况我们深知此类哗众取宠的辞藻的最终结局。因为此类辞藻在史学领域内根本无法适应于史学由于其问题的多样性和受制于多种变量的缘故而导致的自身特殊发展演变进程。全球史与国别史并非截然对立不可兼容的领域，亦非俄罗斯套娃，可以将其加以简单而和谐地套装在一起，因为全球史与国别史都会挑战自己的对手，并迫使对方重新审视自己的理论前提假设并不断重新提出如何将时间空间尺度加以整合的问题，如何面对研究课题的多样性及其从个别向一般的方向推演的问题。
为使上述论点更加具体，我们可以举出图书史的案例。如果我们从不同的时空尺度加以考察，我们会发现图书的历史研究以及研究最初出现的印刷物的历史著述都会重复出现佛朗索瓦·思米扬早在1903年著名的文章就已批评过的那种仅仅关注历史现象的史学研究的典型弊端：⑧封闭式的研究方法，经验性的学术研究对象及其边界的定义，以个性化的方法阐释历史现象，如对作者，出版商，印刷商，售书商和读者进行的个性化阐释。在图书史研究1986年至2000年期间渐渐转向更加国别化的研究方法，结构主义研究方法和系列化研究方法，⑨并将上述方法整合至每一国家更为宏大的图书生产史的研究视野中之后，⑩从事图书史研究的历史学家自21世纪初起便愈来愈专注于图书如何跨越边界交流的问题，专注于国际图书市场的问题，专注于图书的翻译，专注于图书通过何种方式将文化与政治加以传输的问题。(11)时他们的思路从国别史模式渐进至大洲史模式并最终进入跨大西洋两岸历史研究模式的视野中。随着知识的普遍推广及传播，随着传媒大亨的崛起，这些历史学家无论在思考图书的过去还是未来时，都在尝试使用一个全新的时空尺度。然而各国对印刷品管理的法律法规的差异，图书世界生产和传播过程中文化和经济时空的差异性迫使历史学家从个人的研究作业方式转向集体的研究作业方式以便能够满足学术研究的要求，一如在让·伊夫·莫利叶及其遍布各大洲的同僚们共同主编的数次大型图书史比较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所表明的那样。(12)这些研讨会意味着大家必须找到共同的语汇，必须重新审视借自于某一国家空间，通常无法应用于另一文化空间，而且在两个文化空间之间的交流研究中更无可操作性可言的研究模式。因为文化空间之间的交流所遵循的乃是其自身的逻辑，例如在殖民地各国的空间之间，在封闭式的语言空间之间和在多种语言文化空间之间的交流等问题。而作为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象征史，政治史的交汇点，图书史与印刷物史一旦进入全球化空间时就会使上述各自遵循的逻辑及其组合的作用充分表现出来。而我们的视角由于我们的研究方法受到实时的围绕着畅销书展开的大众化生产或作为大众消费品生产的图书的影响而常常显得变形。我们发现不少历史学家在书写历史时自然而然地运用这些方法，他们虽然在研究过往的历史，可是他们常常忘记了历史上商品流通及其带来的经济效益与今日的时空尺度相比绝不可同日而语，而如果我们将今日的研究方法简单地投射于以往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将不可避免地误入学术歧途。由吉赛尔·萨皮罗主持的一项有关当代社会翻译事业的社会进程的集体研究项目亦突出表明，甚至在今日全球文艺的时代，在有着诸多大型国际书展的时代，图书流通的过程若以各大语言空间的翻译数量来加以衡量，图书流通依然部分地独立于消费社会纯粹经济效益的考量和大众消费品的市场营销策略的考量。(13)事实上，全球史的一个矛盾之处即在于在如此庞大的时空尺度上，我们依然会发现有一些小规模的社会活动主体结成的团体在承担着不同文化空间的连接任务，在承担着决策的执行或者在按照自己的独立意志从事。因为他们所处的位置对于文化空间的相互连接具有非常重大的战略意义，他们甚至都无法意识到他们所启动的全球化进程会产生有时连当事人都无法逆料的重大后果。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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