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庸讳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通盘研究秦汉历史，本书既为开创，也不可避免有一些不够成熟之处，这主要表现在方法论的运用和材料的鉴别上。
翦老对秦汉商业资本的作用，作了比较夸大的估计：如认为秦统一天下，是“由于商人地主之财政援助和政治活动”；秦和两汉政权的性质是“商人地主的政权”；对边疆的开拓是“为了打通到中亚的商路”，使得“商人在政府武装保护之下，展开与匈奴和西戎之间的繁盛的贸易”。同样，导致两汉政权最终崩溃的土地兼并，也是由于西域不通，“中原手工业制品失掉重要市场”，商人和商业资本退归内地倒灌农村直接引发的。这种看法一方面固然是囿于当时的研究水平，但另一方面也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力图贴近现实政治的战斗性有关，隐含着对国民党官僚资本的革命义愤。写历史借古喻今，诚然可以揭露敌人，鼓舞人民，但却很容易出现非历史主义的毛病，稍失把握，即导向公式化和简单化的弊端。
翦老在对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上，有时也以人物的出身来判定，失之于简单化。如认为屈原作为当政的领主贵族，“既无力挽救自己集团的没落，又不愿参加新派的活动”，只有“走向了消极自杀的道路”。认为刘邦是“接近于商人地主”的小土豪出身，从而“决定了他之必然走向商人地主的方面”。而王充是一个农民家庭出身的学者，他的哲学就“正是当时一般苦难农民的意识之抽象”。同时，本书也出现一些史实的错误，如对东汉垦田总数的估计。
建国以后，大陆的史学界经过了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何兹全的《秦汉史略》和杨翼骧的《秦汉史纲要》相继出版。
何先生是一位功力深厚的史学家，这本不足10万字篇幅，读者对象为“中小学历史教师”或“一般读者”的书，显然不足以表现他深邃的史识。全书不分章节，以事立目。何先生用深入浅出的笔法，对秦汉数百年的兴衰隆替过程作了平实的叙述和分析。除了政治史部分按时间顺序排列占了21个子目外，最后两个子目为“秦汉的学术文化”。作者吸收了当时最新的考古成果，分哲学、经学、宗教、文学、史学、科学和艺术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较全面的叙述，尽管这种叙述还是粗线条的。
这本书显然带有突出的时代印记。何先生在书中曾引用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几段话，尽管基本上是得体的，和以后泛滥成灾的“贴标签”之风不可同日而语，但未必不是一种行文上的赘疣。
何先生的这本书还是有个性的“史家”之作。在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上，如社会分期、商人资本作用、对“东方专制主义”的理解等方面，仍坚持了自己独立的见解。没有差异就没有发展，史学研究的活力和走向繁荣，正有赖于多元学术的共存和自由争鸣。
杨翼骧先生的《秦汉史纲要》与何著有所不同，它是由大学历史专业的讲课稿改编而成，是严格按照国家颁布的“教学大纲”进行编写的。因此本书虽然具有严谨、明快的风格，但又给人以失却个性的模式化印象。
本书的突出特点是给予农民起义以醒目的历史地位。全书共有7 章，其中3章都是直接以农民起义作为标题。在行文中， 对农民起义的过程进行了详尽的描述，评判为“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在对农民起义失败原因的分析上，不提其固有的封建性的一面，而归之于“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本来，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农民起义是中国历史重要的组成部分，应该给予重视。但是，必须从史料出发，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和独立的判断，而不应该把史学变成为某种实践需要加作注脚。史学是要为现实服务，但不等于直接为所谓政治服务。政治家对历史的观点自有其特定的视角，它不能也不应该代替历史学家的学术职能。否则，史学徒然作为现实政治的附庸或传声筒，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只能日益僵化而失去生命力。
《秦汉史纲要》在有限的篇幅内，既满足于体系上的大而化之，就必然造成微观内容上的单薄。如叙述官制语焉不详，不深不透；述及东汉豪强势力的发展，而没有庄园的情况；谈“昆阳之战”而不提刘秀在其中的独特作用等。
从5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后期的三十年间，大陆没有新的《秦汉史》问世。50年代以后，历次政治运动和“左”倾思想严重干扰了正常的秦汉史研究。一是片面强调历史为现实政治服务，大家都去关注古代史分期、土地所有制形式、农民战争等几个热点问题，造成研究内容的单一。二是以阶级斗争作为唯一尺度来公式化地对待丰富的历史内容，强调历史发展必须经过暴力革命，革命又必须由最下层劳动者来进行，从而造成研究方法的单调。三是机械地只注重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而忽视政治、文化、民族心理等对经济的巨大反作用，不重视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的研究，造成视角层次的狭窄。
70年代末期以后，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历史学从全盘政治化、工具化和权势化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秦汉史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人们开始重视对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探讨，在秦汉社会组织、家庭模式、婚姻形态、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都开始出现一些可喜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人们开始借鉴西方近现代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使秦汉史的研究走向多层次化、立体化。学术界开始否定以阶段斗争绝对化为根本特征的泛政治主义评价体系，对秦汉时代不少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重新加以科学的评价。在学术上打破“舆论一律”，维护学者的批判精神和独立品格，允许不同观点的自由争鸣。也只有在这样的氛围之下，才可能出现更为成熟的《秦汉史》专著。
经过十年的汇聚和磨砺，林剑鸣先生终于在1989年推出一部84万多字的《秦汉史》。这本书以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受到了广泛的注意和欢迎。
此书特点之一，是具有博大的涵盖包容性。它不但将几代学人的研究成果融汇于一身，而且大量吸收国外学者的精湛见解，堪称一部集大成式的断代《秦汉史》。它的首章《绪论》就令人称绝。其中详尽介绍了秦汉史的基本史料，细微无遗，包罗甚广；还对秦汉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给以估价，介绍秦汉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展望其前景趋向。这不但使每一位读者都得到必不可少的导引，对历来《秦汉史》编纂的体例也是一种突破。本书虽然受到章节体裁的限制，不能在正文中过多考证，却在每章之后，对一些学术问题进行了详尽的注释。这种注释融资料、考证和作者见解于一炉，读者于其中不仅可以看到经过考订的原始资料，也可以了解其他学者对某个问题的不同看法。这样既不影响正文的明快流畅，又使本书具有较大的学术容量。
此书特点之二，是体现了学术见解的新颖性。林先生刻意求新，首先是在史料上，力求占有最新的考古成果，以补充文献的不足，使本书论点建立在比前人更为坚实的基础之上。其次是在内容上，作者在书中给予长期受到冷遇的社会文明史以突出地位，特辟有“秦汉时代的社会生活”一章，对当时人的饮食、服装、居住、交通、婚丧礼俗和社会风气给予浓墨重彩的描述，顿使历史充满了鲜活生气而不再是冷冰冰的“断烂朝报”。长期以来，人们只重视对上层“大文化系统”的研究，而对潜伏于民间的“小文化系统”却视而不见。林先生在本书中利用睡虎地秦墓出土的《日书》，很精彩地研究了秦人中下层的鬼神观，为秦汉史的多层次立体研究提供了范例。最后是在思辨的深度上，作者力图摆脱以往那种“泛阶级斗争”的庸俗史观，而从一种新的角度来看待历史发展。比如秦人与关东六国之间的斗争，林先生认为源于二者文化上的鲜明差异，特别是文化的最深层次价值观。在对秦汉历史的整体把握上，林先生于《结束语》中归纳为三点结论：（1 ）主旋律和变调--秦汉文明的统一和各地、各族差异的并存；（2 ）中外文明的碰撞--大规模地吸收外来文明和远距离地向外传播文明并存；（3 ）挑战和进步--社会的各种矛盾和斗争促进了文明的发展。这样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提炼出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从而使这部著作升华而为“一家之言”。
从新时期史学发展的要求来看，本书也还有一些不能令人满意之处。最主要的还是如作者自己所说：“在编写体例、形式和方法方面，基本上保持解放以来教材的那种旧面貌”。具体来说，就是仍然以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大板块作为基本结构，只见纵截面，不见横截面，只见骨架，不见血肉，无法展示社会变迁与思想衍化的互动关系，无法容纳丰富多采的历史内容。本书内容也有一些不容忽视的“硬伤”，终为白璧之瑕。
1995年，林剑鸣先生又与学者赵宏合作，出版了一本《秦汉简史》。本书基本上是在林著《秦汉史》的基础上缩编而成。原书的一些精华部分如“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等被保留下来，而且叙事更富于文彩，增加了不少可读性。既名为“简史”，自然要舍弃一些内容，在内容安排的详略上，就有一些失衡之处。比如同是秦朝制度，法律部分细密详实，军事部分则简略过甚。在叙事上，“党锢之祸”占了很大篇幅，而对霍去病的“陇西战役”却只字不提，都有失允当。
近年较有影响的一部《秦汉史》，是由田昌五、安作璋两位先生担任主编，由6位中青年学者分章撰写而成的。 本书和林著《秦汉史》比较起来，更侧重于学术的深度，注意点在“质”而不在“文”。严格地说，这是一本写给“学者”看的过于专业化的书。
本书旗帜鲜明，力图在新的背景条件下，捍卫马克思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的主流地位，但同时又注意清理和克服过去简单化、公式化的“左”的毛病。秦汉时期有三次大的农民战争，本书都将其放在重要地位上，给以特有的重视，加以重笔描绘。全书共有八章，其中三章以农民战争作为通章大标题。
如果单看本书的章节目录，它的结构体系是相当“传统”的，人们也许会得出本书毫无新意的印象。其实不然。本书宗旨在于重新思考一些重大的学术问题，对一些习以为常的历史观点进行梳理、检讨和论证，特别是对长期以来研究不深不透的秦汉社会制度加以条分缕析，溯流求源，以求《秦汉史》的编纂能植根于更加坚实的基础上。比如对焚书坑儒，本书否定源于儒法之争的一般看法，而是判为“推行法令的需要，民间所藏法家之言同样要焚毁”，“秦皇如此，汉武亦然，只是手段略为缓和，具体内容有所不同而已。”这就从一种历史必然的角度而不是秦始皇的个人因素来看待政治统一和思想文化统一的关系。言秦汉职官，本书最为通透。如关于西汉丞相权力的升降和中朝的出现，关于东汉三公权力的削弱和尚书台的加强，关于从秦到东汉监察制度的沿革，关于两汉选官制度的确立和发展等等，本书都写得严谨详实，是所有断代史著作中最好的。本书有一个突出特点，言事多由先秦始，决不就秦汉论秦汉。这特别表现在文化史和民族关系史的部分，都回溯先秦，不但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也使本书增加了厚重感。本书关于思想史，论述也有相当深度，尤其是“东汉末年的社会批判思潮”和“清议及其向清谈的转化”两节，都深切腠理，下启魏晋，当非其他著作泛泛之论可比。
本书对文献材料的利用比较充分，于考古材料似嫌薄弱。比如秦代一章，完全没有“法律制度”的内容，也不提睡虎地秦简，终为缺憾。本书由集体编写，各部分详略不一。许多史料径引全文，不加解说。文笔以简洁见长，但过于平实。在断代史的编写方法上，似乎从读者接受的角度考虑得少了一些。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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