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以上12部观点、内容、结构、文风互异的断代《秦汉史》，成绩应当肯定，不满足也在情理之中。展望21世纪，我们的《秦汉史》编纂应该有一个全面的突破。
首先是要打破思想上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切实从秦汉历史丰富多采的实际出发，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认识和解释历史现象。不能再作茧自缚，满足于教条地为某种理论作诠释，以一种模式化图解化的产品排斥一切不符合自己观点的学说。
其次是要更新治史的方法，拓宽研究视野。还是要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辩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为王国维《遗书》所作《序言》）。特别是要积极吸取借鉴西方现代理论，把秦汉史放在世界文化大背景上进行鸟瞰。
再次要拓展研究领域，丰富史著内容。对前人已经研究过的内容，还可以从新的角度进行探讨。特别是对前人没有或很少涉足的领域，如区域经济、文化机理、社会思潮、风俗语言等更应该着力开掘，进行跨学科的研究，以丰富断代史著作的内容，改变其单线和单薄的面貌。
世事鼎革，人心求新。新的《秦汉史》不仅在于观点和内容，也在于常为人忽视的形式。
前几年讨论“史学危机”，不管承认与否，有一种现象是明显的：象《秦汉史》这样的著作离社会读者越来越远了，并直接表现于印数的衰减。1955年何著33000册，1956年杨著14000册，1983年翦著16000册，吕著8500册，1989年至1993年林著三次共印6000册，1992年至1994年剑桥史三次共印13000册，1993年田、安著1500册，1995年林、赵著1000册。在一个12亿人口的国家，这是一种尴尬的局面。
当然印数不说明一部学术著作的价值。但是，一个完整的史学过程应包含两方面，“史家--史著”为撰述过程，“史著--读者”为接受过程。一部史著的社会价值，不能不体现于读者接受的广度与深度上。如果我们的历史不能象罗素说的那样，“应当是受过教育的人学问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不能象当代美国那样，“不仅是有用的，而且是每一个美国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那它就只有成为象牙塔里的陈列品，史家也变成了一群可有可无粉饰太平的“清客”。所以不考虑现实需要，历史研究就不会有旺盛的生命力。
海峡对岸的情形也不很妙。田人隆在《台湾学者论史学的危机与再生》一文中指出，由于史学与社会需求脱节，提高和普及的失衡，造成人们疏略历史，鄙薄历史，甚至斩断历史，不再相信历史能解答时代的疑惑。史学固步自封，变成了一门得不到时代呼应和回响的“绝学”。学院论文流于繁琐考据，孤高清傲，失却了经世精神。学校教科书呆滞僵化，奄无生气，学生茫然地念，惘然地丢，来无影，去无踪，成了考试的敲门砖。无怪乎台湾学者杜正胜惊叹：“历史已经死了。”
何处寻觅再生之路。
历史是需要不断重写的，因为“历史之光照亮的不是过去，而是现在”。每一时代的读者都有不同的关注焦点和欣赏旨趣，新的史学应当充满现代哲理的洞见，应当具有“现在”意识、“问题”意识和具有文化方向意义的“开新”意识。史学的重心应该转移，具有艰涩玄理和繁琐考据的“学究型”著作仍然可以有，但更应该致力于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既是科学的又是艺术的大众史学。
章节体是现代史学著作的主体形式，它的特点是围绕一个特定问题，用一种哲学观念作指导，夹叙夹议，重点在评论而不在描述。这种形式增加了说理性而失去了生动的趣味性，没有人物完整的形象，叙事也支离破碎，很容易流于空洞说教，显得僵化和枯燥。人们曾一再呼吁突破和超越章节体。就新断代史的编纂来说，传统的纪事本末体可略加改造，变成一种综合体，未必不是一种可行的出路。这种体裁形式以历史事态的演进为序，以具体事件或人物立目，把涉及到的人群的各种行为作综合处理，对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思想史、生活史、风俗史、文化史等内容作浑然一体的密度描述，并肯定其中的必然联系。在描述中，还可借鉴文学的创作手法，对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作细节描写，以使内容丰富生动，增进可读性。这种体裁形式，既保持时间的贯通性和结构的整体性，又有足够的灵活性和容纳量，使读者通过自然流动的历史真实而不是居高临下的灌输来思考王朝的兴衰和人物的嬗变，从而完成史学的功能。
在不伤害内在科学性的前提下，一本大众史著还应该具有艺术性，能够使读者赏心悦目，象艺术品那样得到人们广泛地欣赏。在西方，很长时期把历史著作当成文艺的一支来看待。古希腊神话中，宙斯有九女为文艺女神，而历史女神克力奥居于首位。希罗多德撰写的《历史》，和戏剧家的作品一样，可以拿到奥林匹克赛会上当众宣读。其文字优美，故事动人，声调铿锵，使听众惊心动魄。十八世纪，伏尔泰的《查理十二史》，以讽刺的笔法刻画这位瑞典好战国王的形象，不但“没有一个国王好战的痴心妄想不被医治好的”，而且其销路超过当时最好的诗歌小说。所以作为优秀的史著，文字必须优美传神，具有趣味性；一旦枯燥乏味，就会失去接受价值。
史著的艺术性决不仅仅是“装饰”的结果，更主要的是本体或结构的意义。古人和今人一样具有喜怒哀乐的不同性格，历史生活的本身也是丰富生动的，“历史者，宇宙之戏剧也”。艺术地描绘历史，正是还其本来面目，丝毫不会降低其学术价值。艺术性的史著也必然具有作者的个性色彩，因为“历史事实本身是死的，只有在史学家的心中才会复生”，这就是历史认识的主体性问题。人们不仅要观察古人有形的言说，还需要细心体察其“言外之意”，这种体会只能由单独的个人完成。所以罗素说：“由不同的人合写的历史，其逼真性和趣味性很差。伟大的史籍必须是一个人的手笔。”
“斜阳花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好词”。我们期盼着新的可亲、可爱、可信的《秦汉史》早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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