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二十世纪的实证史学是从清代考据学发展而来的。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一批杰出史学家，继承了乾嘉学者“无征不信”的优良传统，又吸收了近代西方的史学观念和方法，由史料的考订辨伪论定古代的制度文物，再由制度文物考察历史的发展变化。这一流派对胡适影响很大。他曾说：“史学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的，重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一方面是艺术的，重在史实的叙述与解释”。具体而言，有的学者如傅斯年，主张史学即是史料学，强调科学的历史学应是“考史”而不是“著史”；有的学者如钱穆，在史学“求真”的前提下，又强调须借助于史家的“主观体验”，认为“世界上绝无纯客观的历史”。“我须能亲切投进，浸润其中，与古为一，此才是真学问。”所以实证史学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概念，仅可视为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宽泛之称。几乎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时，这一流派也出现了一批断代《秦汉史》著作。
劳幹先生是本世纪整理和研究汉简的首席大师。1946 年9月，他为“青年文库”写了一本仅6万字的《秦汉史》， 以为青年学生的课外读物，自然才具难伸。全书分十章，从“秦的兴亡”到“季汉兴亡”，娓娓道来，笔法也通俗清新。最后一章述及“两汉的学术信仰及物质生活”，既有经学、教育，又及铁犁牛耕、奴隶使用和舟车宫室文具。此书1952年在台湾修订再版，增加了“秦汉制度”等内容，变成了十四章，才使之稍具规模。
劳著《秦汉史》，特别重视民族疆域和政治制度问题，体现出一种“经世致用”的精神。作者认为，秦汉时期“地理的中国区域，皆为（汉代）明诏所及”。因此，“凡中华民族公民，应努力保持，子子孙孙，永守勿失。”秦汉还给后世留下一些明确的制度，包括官制、兵制、法律、学校、选举、财政货币等等，“无一不是树立了稳固而长久的基础。”特别是政治制度，经过了法家、黄老、儒术指导下的各种“实验时期”，体现出“简单明洁，富于效率”的特征，“这样对于树立数千年安定的政治，关系至大”。（《自序》）
在历史观上，作者反对“决定论”。比如东汉灭亡，作者认为是由许多偶然事件凑成的。作者也反对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如谈及陈胜起义，认为“群众领袖最终目的是为个人取得富贵，毫无任何阶级自觉”。谈及陈项失败、刘邦胜利，认为“毫无平民贵族的原因在内”。全书较少谈及的社会经济，也是放在“物质生活”部分，作为文化的内容，与政治演进无涉。这些在今天看来，都妨碍了作者在更深层次上透视和把握历史。
1947年3月， 吕思勉先生较大部头的《秦汉史》（上下册）由开明书店出版。在史学界，历来对吕著《秦汉史》的编纂方法颇多微词。有人认为，它“每述一事，平铺直叙，轻重难分，全用旧史料堆积起来”，“几乎成了一部秦汉史题材的史料书”。这种看法多半由误解而来。确实，本书的叙事方法比较陈旧，史实往往径引文献原文，又不作铺陈解说；议论夹于其中，也使用文言化的语体文，简略过甚；再加上每段行文过长，都难让一般人卒读。但不能因此而“一叶障目”，完全湮灭它的内在价值。
全书共二十章，分为两大部分。上册十二章，以时间为序，有条理地叙述每一区段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的发展演进，既钩稽史实，又有考证辨析和评论，创见迭出，十分扎实。下册八章四十七节，分门别类描绘了秦汉时代社会生活和文化面貌，内容广泛，材料翔实，实为本书精华，对《秦汉史》编纂体例的发展，也有开创之功。西方一位哲人说过，历史学的价值在于“它告诉我们人已经做过什么，因此就告诉我们人是什么”。这种“人的活动”更多的应是普通人的生活和感情，可惜在“帝王家谱”式的旧史学中被有意抛弃。就是在一些新史学著作中，“人民群众”被概念化为一个符号，以政治为中心，写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都是高度政治化的，鲜活的普通人生活的历史反而被剔除无遗，直落得干瘪而缺血少肉。吕先生在此一部分中，花费了艰巨的劳动，从社会经济到政治制度，从社会等级到地方风气，从婚制葬俗到饮食衣服，从文化艺术到宗教祠祭，其全面、细致和深入的论述，在所有断代《秦汉史》中当为仅见。
吕先生论史，虽然常常于细微之处见精神，但也并非不注意从宏观上把握大趋势。他以进化论的眼光看待历史的“变迁不已”，但又推重渐变和缓图，认为突变无益于社会之治。他举周秦之间为例，制度可确定于一夜之间，但文化底蕴人心世情等更深层次的东西则必有一个迁延过程。秦的教训在于“废封建行郡县不宜行之太骤，所以见天下事必以渐进，而躁急者之不足以语于治也”。西汉中期后“地产不均”，董仲舒、师丹开“渐进之策”，而王莽急进，“收土田为国有而均分之”。结果这种“根本改革之计”招致大乱，大刀阔斧终不能行。
1946至1947年实在特别，两年中出了整整四部《秦汉史》。除前已言及，还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李源澄著《秦汉史》。李先生曾在浙江大学和四川大学讲授秦汉史，此书即缮理旧稿而成。根据作者《自序》，此书文体以“简约”为主。“人人所知者则不复言，即其关系甚大不能不言者，言之亦从简略。若所关甚大而为人所忽者，则言之从详。若人无异义，则直言之，不多费辞。”因此作者自谦“属辞则有愧撰著体裁”。翻检此书，确实与一般“描述性史学”不同。全书共列二十三部分。前十五部分以帝王朝代系目，如“始皇二世”、“武帝”、“冲质桓灵献”等。后八部分分类立目，如“政治思想”、“选举与学校”、“社会风尚”等。它的特点是夹叙夹议，重心不在叙而在议，有类于一部全面系统的秦汉历史“评论集”。语体近于文言，不采用考古材料，概念术语也多是传统的。至少从形式上，本书笼罩着一种不为现代读者所亲近的“学究气”。
在此十年之后，钱穆先生的半部《秦汉史》在台湾出版。它共分七章，上自秦统一，下至王莽新朝，未及东汉。这本是作者三十年代在北京大学所撰讲义一种，尚未完编而搁置。钱穆是本世纪最有影响的学界泰斗之一，人称与胡适的“自由派”、大陆的“马列派”鼎足而立，为史学“传统派”的祭酒。这部《秦汉史》虽为人注意不多，但也充分体现了他的学术思想。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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