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圣人史观
圣人被认为是有最崇高的道德和最高明的智慧的伟大人物，他们创制某种器物、某种文化、某种制度，为人类的文明发展做出特殊贡献。这种思想先见于《周易·系辞传》。《系辞上》说：“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备物，立成器，都是指创制某种器物。这些器物的使用，给天下人带来便利。这是圣人的大贡献。《系辞下》说包牺氏经过观察、联想、研究，创造了八卦。以后的聪明人炎帝、黄帝、尧、舜等都在八卦思想指导下，创制了各种有利于人民的东西，如交通运输用的舟楫、服牛乘马、打猎用的弧矢、加工粮食用的杵臼、住宅宫室以及文化交流用的书契。
西汉初年思想家陆贾在《新语·道基》中说，历史的发展，是圣人造成的。他把圣人分为三个时期：先圣包括从伏牺、炎黄、尧舜禹到他们的臣子，首先创造了物质文明。中圣主要包括商汤、文王、武王、周公，他们制订了礼乐制度，建立了教育的体制。后圣指孔子，“后圣乃定五经，明六艺，承天统地”。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都是圣人创建的……唐代的韩愈说：“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原道》）他认为有一个治理社会的道，这个道是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传承下来的。孟子以后没有人传，要由韩愈自已来传了。历代圣人承传着同一个治世之道，规定着历史的进程。如果没有圣人之道，社会就没有光明，悠久历史就成了漫漫长夜。魏晋时代，有人说：“六经为太阳，不学为长夜”。（嵇康：《难自然好学论》引）六经经孔子整理加工，对于保存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大贡献。这两句话在提倡学文化方面是有进步意义的。这也反映了中国古代的圣人史观。总之，在历史上，杰出人物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无视民众的力量，显然是片面的。杰出人物要遵循天道（物理），顺应人心，才能发挥作用，建功立业。孤立的人物，无论是谁，都将一事无成。
四、理势史观
历史为什么这样发展？古人不明白，就说是“命”。决定的。孔子：“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这个“命”，指神秘的客观必然性。这种神秘的客观必然性，还可以表述为“时”、“数”等，王充说：“国当衰乱，贤圣不能盛；时当治，恶人不能乱。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政，无能损益。”（《论衡·治期》）
有些思想家对历史发展变化的原因进行探讨。春秋时代的政治思想家管仲提出：“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禀。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当政者要发展生产，积累财富，根据是财富能吸引人口，留住人才，能提高精神文明。战国后期的政治思想家韩非根据人口增加、财富减少的事实来分析历史的变迁：“上古之世……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后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韩非子·五蠹》）从人口与财富的增减来分析世俗的变化，圣人要根据世俗的变化进行不同的治理。韩非子把世俗变化概括为三句话：“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同上）他认为在争于气力的当今之世，就应该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加强法制，令行禁止。
唐代思想家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认为古代实行封建制是客观形势的要求，并不是圣人的意愿。“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秦始皇改封建为郡县，也是符合客观需要的，因此从汉至唐，郡县制颇为盛行。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继承了柳宗元关于“势”的说法，认为这“势”中有理，提出理势史观。他认为“势因理成”，“离理无势”。（《读四书大全说》卷九）理是法则、规律、道理，势是形势、趋势。这两方面决定历史的发展，它们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理势史观是反对天命史观的，也是反对圣人史观的。但是，理是什么内容，势因何而成，都没有具体的、详细的论述。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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