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民生史观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人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人的因素是复杂的，少数杰出人物（如圣贤）与绝大多数的平民百姓，是必须注意的两个方面。注意少数杰出人物的作用，就陷入圣人史观（英雄史观）的偏见。只讲百姓的作用，也不符合历史实际。
西周统治者认为民与天命是紧密相联的，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昭公元年引《泰誓》语）在天命论盛行的时候，把民与天命联系，当然是重视民的表现。民为国本，民为君本，已经成为明智统治者的共识。战国时代的孟子从《泰誓》的话中引申出“民为贵”并作了简单论证。孟子说：得到天子的赏识，至多当诸候；得到诸侯的赏识，至多当大夫；如果能得到平民的拥护，那么，就会当天子，这是谁也阻挡不住的。由此可见，民为贵，君为轻。西汉前期年轻的思想家贾谊总结秦亡的教训，写了千古名篇《过秦论》，反思历史，提出了民本主义，认为在政治上，“民无不为本”，“夫民者，万世之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新书·大政》）敢于欺压民的，敢与民为敌的，不论他多么有实力，也都要身财名裂。贾谊发展了孟子的思想，民贵在何处？贵在一切政治的基础，无不为本。唐代柳宗元在民本主义的基础上，提出“吏为民役”的观点。他认为吏是由民提供的物质资料进行生活的，应该为民办一些职权范围内的实事，正像仆役拿了工钱，要为主人做事那样。官吏兢兢业业为人民办事，才是称职的仆役。如果当官的拿了人民给的俸禄，不好好为人民办事，还要贪污受贿，人民当然不满意。如果一人家雇了一个仆役，这个仆役拿了工钱，不干活，还要偷主人家的财物，那么，主人一定大怒，把他赶走。官吏是人民的仆役，现在叫“公仆”。一千多年前的唐代思想家能提出官吏是人民的仆役，是难能可贵的。这是中国古代对于人民是主人的最早论述。
孙中山结合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文化，提出民生史观。他认为：“人类求解决生存问题，才是社会进化的定律，才是历史的重心。”民生指“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这些都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原动力”（《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
中国古代重视人民。如果不明白重视人民什么，这仍然是一句空话。首先重视人民的生命，所谓“上天有好生之德”，就是指珍惜人民的生命。为了人民生活，就要解决衣食等生活资料问题。管子说：“衣食足而知荣辱”。王充说：天下大乱，是由于人民造反，盗贼众多，人民为什么造反，是由于“谷食乏绝，不能忍饥寒”。“谷足食多，礼义之心生；礼丰义重，平安之基立矣。”（《论衡·治期篇》）丰收了，人民重礼义，社会也就安定了。因此，社会治乱是由生产决定的。中国古代统治者重视生产，特别重视农业生产，因为民以食为天。重视农业生产，就不能在农忙时动用农业劳力，不能误农时。“使民以时”成为一项政治原则。“灾年不修旧”就是从此派生出来的。可见，孙中山的民生史观是继承了中国传统思想的。
总结上面，可以看出，天命史观强调外在的主宰，五德史观主张不断的循环，圣人史观是英雄史观的中国说法。理势史观初步涉及了社会发展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素，但由于“理”后来在宋儒那里变为了德性即所谓“天理”的心性本体，又折回去了。民生史观虽然重视了“物质文明”，但撇开了具体的历史的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尤其是阶级、集团的利益矛盾，仍具有空泛而抽象的性质。所谓人是“心之器”、国家是“人之积”，政治是“人群心性之现象”就反映了其苍白肤浅的一面。上述这些是很难发展出唯物史观的。至于中国后来为什么经过“进化论”的中介接受了唯物史观，如本文开头所说，不拟在此展开。但我的大致看法是，一是中国社会的发展面临“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抉择关头，而以往的作为观察国家、民族命运的历史观，也包括“进化论”都不足以作为依据，实践呼唤着新的历史观的到来；二是俄国的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实际成功的范例、理论更新的榜样；三、加之五四运动以来觉醒了的中国人民和先进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的引进和传播，给中国人民接受唯物史观打下了思想基础；四、经过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实践探索，经验总结，社会主义已逐步走出了空想的怪圈向科学的王国迈进。这四大因素的交织、联结、运动、变化和发展，终于扬弃了旧的历史观，迎来了唯物史观。从此，中国走上了光明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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