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几种乾隆帝传记的比读
将几部乾隆帝传记比而读之，可以发现撰写方式、结构布局、具体史事的取舍评述以及较为宏观的认识，都存有明显的不同之处，从中可以总结出一些编撰历史人物传记的经验和教训。
研究历史的思维方法可以归结为“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两种基本方法。简言之，“历史的方法”是按事物发生发展的时间顺序予以研究，探寻其因果关系与因革转变；“逻辑的方法”表现为一系列的分类归纳、概括、判断、推理等等。历史著作为历史研究的表述，在撰写时可以参照两种研究方法，或以时间顺序为总纲，展示史事发展的总趋势及阶段性；或以专题、事类的分别叙述为总纲；或将二者结合起来，灵活运用。
周远廉著《大传》，共分十五章，除首尾两章略具时间顺序外，基本上以事类为纲。其中战争性内容占有八章（第5-12章）， 篇幅约为全书的一半。这势必使乾隆帝及乾隆朝的其他史事，叙述上相对过略或竟至遗漏，如打击张廷玉及其朋党、会见英使马戛尔尼等大的历史事件，书中概付阙如，颇有畸轻畸重之憾。即使着笔最多的军事内容，也以所谓“十全武功”为线索，镇压山东王伦起义、镇压甘肃苏四十三起义及回族田五的起义，都未加记述，不能完整地反映乾隆帝的生平事迹和乾隆朝的历史。
白新良著《乾隆传》，总纲以时间顺序为主导，辅以按事类分叙。其《前言》将乾隆帝一生分为五个阶段：即位前；即位至亲政（乾隆二年）；亲政至王伦起义（乾隆三十九年）；乾隆四十年至禅位归政；太上皇时期。划分史事的发展阶段，可以给人以鲜明的历史感，增强历史认识的系统性。但书中却出现两个问题：其一是未能完全贯彻《前言》中的阶段划分，第十章题为《江河日下的晚年政治》，认为这是“以乾隆五十年为转折点”，〔2〕等于新增出一个阶段。 其二是作者试图论证乾隆四十年之后国势由盛而衰，但对于史事则过于拘泥其发生的时间阶段，作茧自缚，影响了历史评论的准确性。例如乾隆十二年出兵大金川，是置于“维护国家统一，平定各地叛乱”的框架内，而后期进军大金川，则属于第九章《黑暗的年代》，冠之以“穷兵黩武，再征金川”。前后两次用兵，其性质果真如此不同吗？作者并未作出必要的论证。而本书的最大优点，是孜孜追求学术见解的新突破，在乾隆前期政治风波问题、文字狱问题、扶植考据学派问题等方面都最先提出新的值得重视的见解。尤为卓著的是对乾隆帝秘密建储理论的研究，为作者独得之见，是一项突出的学术成就。
孙文良等的《乾隆帝》，《前言》中将乾隆期六十年平均分为三段，认为乾隆四十年之后是国势逆转、由盛而衰的时期。但实际撰写的内容，未充分显现这种阶段性的特征。全书十二章除前三章、后二章外，皆按事分类叙述，章节标题，力求齐整，构思之功显而易见。第八章叙述“盛世修书”，设“褒忠贬奸”、“编满族要典”两节，意欲辟出新意。各章内容分合，仍有欠妥之处，例如第三章列有“奖励垦荒”、“兴修水利”诸事，第九章复有“移民垦荒”、“开发弃地”、“水利建设”，恐无分开论述的必要。尤其是“开发弃地”一项，实质上与垦荒无大区别，叙述中与第三章在时间、内容上多有重叠交错，给人以强分为二又未能分清之感。乾隆三十九年的山东王伦起义，发生于清廷统治的腹地，震动很大，此前有些论著已将之视为乾隆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而本书竟不载此事，是有意摒弃抑或无意疏漏？令人不解。
唐文基等的《乾隆传》将乾隆帝一生事业，以三十九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又将前期以六年、十六年为界划分三个小阶段，认为乾隆十六年至三十九年是鼎盛阶段，此后由盛转衰。〔3〕全书仅分五章，前四章贯彻了上述划分阶段的构想，每一章标题之下，均标明时间断限，结构严谨，条理明晰。各章突破时间断限的内容亦间而有之，如第二章述普免钱粮，则一直叙至乾隆六十年；第三章记述出巡，也介绍乾隆四十五年和四十九年的两次下江南；第四章叙述后期的文字狱，便追述了前期文字狱概况；编辑《四库全书》，虽主要工作是在后期，但却全部系于乾隆三十八年之前。从这种安排中，隐然可见作者用意：凡值得肯定的举措，尽量于前期叙述，文字狱则全部置于后期记述。经过这样的人工裁制，乾隆前期社会政治气氛由宽松到严酷的转变得不到反映，特别是乾隆十六年至三十八年的“盛世”阶段，几乎全是善政壮举，而后期乾隆帝的重农措施、水利建设、文化活动等可称事迹，或被删略，或移于他处带叙，不利于辩证地认识历史人物。本书吸取前人成果，参考同类著述，记事较全，立论平允谨慎，故没有大的疏失。
郭成康等的《全传》明显地是以专题、事类为纲，大小标题，甚有意味，表明撰写的初旨就重视历史知识的普及，争取更广泛的读者。本书充分利用部帙巨大的优势，广泛搜集资料，叙事详尽细致，而且寓入许多精到的评论与分析。例如在叙述惩贪实例后指出：乾隆帝虽严惩贪官，“然而一旦对贪官污吏的惩治有可能导致局部统治陷于危机，就又要施格外之恩……吏治与民生就是这样互相制约着，驾驭其间，焉得不难！”；〔4〕在详述乾隆帝的“帝王品味”后， 论析了中国帝制文化以夸示宏伟为价值取向的问题等等，不仅学术见识深邃，且颇具发人深省的意义。为了达到“全传”的标准，采用了一些涵括大的标题，尽量多纳入史事，但同时也就有庞杂、不明晰的副作用，例如第四《履霜临民》中有“驾驭之道”一节，谁能从这标题中想到里面竟包含革除弊政、减轻赋税、奖励垦荒、移民屯种、蠲免钱粮、解决旗人生计等诸多内容呢？再者，按事类撰述的方式，不便于综合勾画一时期历史的整体发展脉络，本书在这一点上只好有赖于书前的长篇序言（戴逸撰），或经由读者自行思考与综理了。
几部乾隆帝传记有着总体上的成就，也有着共同的薄弱环节，即对于乾隆帝思想的研究尚嫌不够。虽然有的著述论及他的“宽严相济”施政方针，有的论述了他的秘密建储理论，有的谈到其乾纲独揽的帝王观念，有的述及其正统论等等，皆属于思想研究范围。但各书均未将乾隆帝的思想作为系统的研究专题，仅个别或附带性论及，足见主观上即未加重视。乾隆帝的军事思想、刑法思想、经济思想、文化思想，存于其谕旨、文集、诗集、书序、题识及钦定各种官书中，而最有特色的是以审视古今历史为枢机的政治思想，并集中地表现于《御批通鉴辑览》一书及批语中，反映出他在天命与人事、朝代更替与正统论、君权与君臣关系、用人行政、臣节忠孝、储贰嗣位等等问题上的见解，建立起一个比宋明理学家更严密、更纯粹的封建主义历史政治思想体系。其中乾隆帝的批语又辑录为单行的《评鉴阐要》一书，清廷及乾隆帝本人，将这套著述推崇至极点，《四库全书总目》称：“我皇上综括古今，折衷众论，钦定《评鉴阐要》及全韵诗，昭示来兹。日月著明，爝火可熄，百家谰言，原可无存”，〔5〕乾隆帝在《序》中自称该书“所以教万世之为君者，即所以教万世之为臣者”。书成若干年后，仍津津乐道：“此编体例一本至公，以为万世君臣法戒，史册权衡”。〔6 〕表明乾隆帝不但是独揽乾纲的专制君主，还要作思想上的教主。实际上，他无论是审视历史文化还是主持当代文化事业，都是以思想教主的姿态出现。他曾批评孟子、程颐、朱熹等儒学圣贤的某些说法，也不惜改变清廷对明清之际历史的多年定论，提出南明福王被执之时为明亡时间，禁止将唐王桂王政权称以“伪”字，所有这一切作为，都是要树立其封建思想体系的权威性、统一性，令天下万世遵奉。不抓住乾隆帝生平思想的这一要领，就不能深入理解和正确评析其某些举措和行为。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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