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傅斯年追求“科学”的、“客观”的历史学的思想，不仅表现在理论、方法的阐述和具体的史学实践中，而且贯穿于史语所的建设和组织中。他以史语所为大本营，在“要科学的东方学正统在中国”的大旗下，聚集、培养了一大批学者。这批学者后来实际上成为傅斯年在史学领域的代言人及其治史思想的传播者和贯彻者，他们的研究成果和路向无不体现傅斯年的治史思想，由此形成了一个以追求“科学”、“客观”的史学为目的，以整理、收集和考订材料为其内容，以“求真”和“务实”为其风格的学派--“科学史学派”。
傅斯年十分重视“集团式研究”。在他看来，科学的、系统的史料学研究，仅仅靠个人的孤立研究，已经难以胜任了，研究的方式必须从个人的孤立研究转变为有组织的集体研究。他在《旨趣》一文中就明确地说：“历史学和语言学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容易由个人作孤立的研究了，他既靠图书馆或学会供给他材料，靠团体为他寻材料，并且须得在一个研究的环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互相订正，于是乎孤立的制作渐渐的难，渐渐的无意味，集众的工作渐渐的成一切工作的样式了。这集众的工作有的不过是几个人就一题目之合作，有的可就是有规模的系统研究。”〔25〕他创办史语所，就是为这种集团式研究提供一个合适可行的组织方式，以使史学家在一个集体的研究环境中，各展所长，互补所短，互相引会和订正，以胜任较大规模的科研项目。与此同时，也是依靠这一研究集体，来实施和宣传自己的史学思想和主张。在史语所1928年的报告中，傅斯年就把“辅助能从事且已从事纯粹客观史学及语学之人”及“成就若干能使用近代西洋人所使用之工具之少年学者”作为聘请、招收和培养研究人员的标准。史语所成立时，他尽揽了当时学界名流，如陈垣、顾颉刚、徐中舒、岑仲勉、董作宾、罗常培、刘半农、李方桂等，都先后归之于其旗下。他所赏识和提拔的“少年学者”后成为大家的有陈乐素、严耕望、陈述、劳干、全汉升、郭宝均、凌纯声、丁树声等。这些专家和“少年学者”，大都以傅斯年的建立“科学的史学”为其奋斗目标，把《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看作是自己行动的准则和研究的宗旨，甚至认为此文是“近年来中国历史研究经过上的重要文献”，具有“奠定了中国现代历史学的基础”的意义〔26〕。这一部分人的存在，使“科学史学派”作为一个具有强大声势和广泛影响的学术研究派别的出现成为可能，并从而影响中国史学研究领域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史学研究的“集团化”自然促进专业化，使历史研究内部有明确的分工，渐成精细的科学研究。史语所成立时初设史料征集、汉语、文籍考订、民间文艺、汉字、考古、人类学、民俗学、敦煌材料研究八组。1929年6月史语所迁北平后，他又对原计划作了调整，决定成立历史、 语言、考古三组。傅斯年对这三个组的工作范围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甚至对每一个人的研究都有具体的要求。正是由于傅斯年科学的组织，史语所各组成员本着“一分材料出一分货，没有材料不出货”的原则，“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里，取得不少的成绩。历史组的学者们对于史事、文献作了大量考据学的功夫，其成绩俱见《史语所集刊》数百篇论文和各种专刊、专著中，有目共睹。语言组对全国各地方言、文字、制度和风俗的调查，以及明清档案的整理，都做出了很大成绩。考古组在1928年至1937年间，对安阳殷墟遗址进行了15次发掘，共出土带字甲骨24832片， 不仅为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原始社会史、人类发展史和古代史的研究，使这些研究立于更坚实科学的基础上。
傅斯年创办和领导的史语所，运用这种集团式研究方式，不仅在史料学研究上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培养造就了一大批贯彻和传播其治史旨趣的史学大家，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所开创的这种集体研究的史学机构和组织方式，对于中国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历史意义。这种集团化研究，是史学研究走上科学化、现代化的标志之一。集团化使历史研究人才集中，资料集中，研究旨趣统一，不再是政教的附庸，或贵族之余兴。西方史学的现代化，就是从摆脱教会对学术的控制，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兴起开始的。中国受西方的影响，虽在1905年设立京师大学堂，但在蔡元培改革以前，尚非一纯粹学术与教育性的大学院。即使在改革后，教育功能虽已确立，但学问专精与学科之独立，一时之间，犹有未逮。史语所成立前，北京大学国文门、清华大学研究院也曾集合了一些学者进行新资料的整理、研究工作，但仍因其宗旨不明确，组织不严密，没有发挥集体研究的优势。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进行“集团式研究”的专业史学研究机构。它的成立可以看作是中国历史学研究走上科学化、现代化的标志。
综上所述，中国历史学要走上现代化，首先必须科学化，必须把追求历史研究结论的“客观性”放在首要的地位。虽然随着现代认识论研究的深入，使我们看到，研究的主体受到来自许多方面因素的干扰，难以做到纯客观，但也正因如此，我们更不能放弃对客观性、科学性的追求，否则历史学就不能成为一门科学。应该承认，傅斯年对中国现代史学科学化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促进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当然，傅斯年的主要贡献在于把历史学自然科学化，而他的失误也恰恰在于他唯自然科学是尊，在于他用纯粹自然的眼光看待历史学并要求历史学。他不懂得自然和历史的本质区别，不明白历史科学终究不能等同于自然科学，因而在向自然科学看齐的同时丧失了历史学的自主性和历史学家的自主意识，这就决定了他所代表的科学史学派后来受到批判并被取代的历史命运。
注释：
〔1〕《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165-175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以下版本同。
〔2〕《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傅斯年全集》第4册， 第406-415页。
〔3〕《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识语》， 《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211页。
〔4〕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7卷第5号。
〔5〕伯伦汉：《史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0页。
〔6〕转引自古奇：《19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波士顿1962 年版，第97页。
〔7〕〔8〕〔10〕见《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傅斯年先生百龄纪念筹备会编，第51页、第54页、第62-63页。
〔9〕《史语所1928年度工作报告》， 转引自董作宾：《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学术上的贡献》，台湾《大陆杂志》第2卷第1期。
〔11〕张书学：《新发现的傅斯年书札辑录》，油印本。
〔12〕〔13〕〔17〕〔19〕〔20〕〔25〕《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266页，第252页、第254页、 第255页，第263页，第259页，第259-260页，第265页。
〔14〕《闲谈历史教科书》，《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310页。
〔15〕《考古学新方法》，《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290页。
〔16〕〔23〕《〈史料与史学〉发刊词》，《傅斯年全集》第4 册，第356页。
〔18〕《史学方法导论·史料论略》，《傅斯年全集》第2册，第5页、第6页。
〔21〕《夷夏东西说》，《傅斯年全集》第3册，第87页。
〔22〕《评丁文江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496页、第500页。
〔24〕《国立台湾大学法学院〈社会科学论丛〉发刊词》，《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364页。
〔26〕劳干：《傅孟真先生与近二十年来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载台湾《大陆杂志》第2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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