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到英国哲学家罗素，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惊叹中华文化几千年发展不衰的生存能力。令西方哲人迷惑不解的文化内核何在？在于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延绵不辍的爱国主义文化传统。
作为一种伦理格律，爱国主义受到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大家庭里每个成员的认同和遵守，爱国主义观念和情操浸润到每一个中华子民的心田；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历史上任何一种政权，总是通过特定的社会渠道提倡爱国主义观念，鼓励人们去努力践行这种观念，并给予表彰。爱国主义就是通过伦理格律和社会意识形态这两种文化形态，在中华文化发展的长河中强劲地伸展着，影响着每一个中华子民。
当然，作为伦理格律的爱国主义也好，抑或是意识形态的爱国主义也罢，它的存在，首先是历史的，即是说，爱国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必然联系的历史内涵，它是任何社会历史时代的产物；其次是它的社会性，它具有社会内涵的具体性和社会实践性，因而它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便表现为不同的形态，在其历史发展中，具有内在的发展变化规律。研究爱国主义，从宏观上把握爱国主义这一文化内容，应该从爱国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勾勒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性轨迹。
一、爱国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一）爱国主义观念的产生，并得到中华民族所认同，首先寄生于一定的历史地理环境。地理环境不仅是任何国家、任何民族所赖以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的基础，而且也是民族文化观念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人们抒发对祖国山河的热爱，这是最原始、最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怀。而这种思想情感，它总是基于具体的历史地理条件。因此，中华民族所赖以生存的特定的地理条件与经济生活内涵，决定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情感方式。
中华始祖是一个农业民族。他们首先在黄河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定居并繁衍起来，以农业作为经济生活方式。他们所处的地理条件，独得东亚大陆之地理优势：东南口衔沧海，北接大漠草原，西南横亘青藏高原，四面屏障，地理环境颇具特征；其地理位置处于亚热带、暖温带，三面封闭、气候温湿，地理环境较为单一；其核心位置是人们贯常所称的中原，这里气候宜人，雨量充分，土地肥沃。适应于中原地区土壤、气候、水利资源的经济，以家庭为单位，以村寨自然群落为依托，以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农耕组织，这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最重要部分。这种原发内生型农耕经济，自有其特殊之点。农民固着在小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起居有时；春种夏华，秋实冬藏，劳作不已，耕种有时。与特定的地理条件与小农经济内涵相适应，农民形成了安土重迁的牢固观念。这既与小农经济的切身利害相联系，又得到统治者的倡导。因此，安土重迁，重农轻商，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周礼·系辞》说：“安土敬乎仁，故能爱。”《礼记·哀公问》也说：“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其身。”安土重迁，是重农轻商的思想前提。安土重迁，能够培植人们对土地、家园的热爱，对农业（本业）的炽爱，这正所谓：“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1〕安土重迁，以农为本，才能使农民建立“恒产”， 而后牢固地树立对国家的“恒心”〔2〕。这种恒心， 当然包括对朝廷的忠心和对祖国的热爱。
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有着顽强的再生机制，具有适应地理条件而蔓延的功能，它一再伴随着中国古代历史上巨大的、周期性的政治震荡（农民起义、北方游牧民族南进）而再现出来。小农经济从最早发源于黄河中下游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向南向北展开，构筑了两千多年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造就了为马克思所惊叹的历史奇观：“这些自给自足的公社，不断地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出来，当它们遭到破坏时，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建立起来。”〔3 〕稳定的农耕经济组织，造就了稳定的社会生活。
相对固定的生活区域，涵纳了山川的美好；相对稳定的经济生活，映现了社会生活的优裕；相对优越的地理条件，唤起了人们对美的追求。这些，怎能不唤发人们对祖国的眷恋与热爱？！生活在这种环境中，怎能不油然而生爱国主义的情怀？！壮丽的山河，秀美的家园，悠久的历史文化，尽展中华特色的风彩，怎能不让人自豪？！在中华民族生活的热土上，既可饱览“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黄河豪迈，又可陶醉“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的长江韵致；既可领略”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宁静，又可欣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安详，在这片热土上生活的中华子民，不禁油然而生对家园的眷怀，对祖国山河的依恋，对国家的拳拳之忠：“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也难怪鲁迅先生满腔热血，高吟“我以我血荐轩辕”；难怪郭沫若抒发“眷念祖国的情绪”。祖国太美了，每个中华子民都感到无比自豪，都有无限的热爱之情。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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