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家，是国与家的合二而一。因此，国家观念也不言而喻地以家观念为基础。在爱国主义思想的完形过程中，它是同家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家庭生活中的“孝”观念是爱国主义思想的伦理基础。
建立在东方地理环境基础上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它是以家庭为单位，以血亲为纽带而进行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家庭是国家的模板，国家是家庭的放大。在儒家文化中，家庭是人生观的立足点。虽然儒家倡导先国后家、公而忘私的人生观、社会观，但是，它却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在儒家文化中，明主与贤君，孝子与忠臣，乱臣与贼子从来都是组合在一起的。孔孟所宣扬的人生模式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个人的修身是关键，治家是中介，为国家服务是归宿点。那末，靠什么使个人在家与国的价值取向上趋于一致而不悖呢？这就是在家庭的孝亲与在国家的忠君爱国。
孝观念，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千百年来，它始终被人们视为伦理之本、道德之源、行为之宗而被尊奉。它产生于家庭，最先作为平衡家庭关系的调节器，后被推行于国家的政治、社会生活中，成为人际关系的伦理道德规范。
孝的本意是“善事父母”。也是家庭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至迟在我国古代的商代，孝观念已经形成。因为在那时，不仅有稳固的一夫一妻制，而且实行着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根据考古发现和文字记载，已经可以确定，孝文化在商代发展起来。至于周代，孝文化已经发展成熟，并被人们所普遍认同。《诗经》中关于“孝”的记载，为我们钩玄其时孝文化的内涵，提供了依据。那时的“孝”，还局限于家庭，有三层意思：其一，宣扬生儿育女、继承祖业；其二，视传宗接代为美德；其三，特指祈求子孙繁衍的祖先祭祀活动。周代的社会制度是宗法制，父死子继是其继承制度，因此，孝文化在当时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
从春秋到汉代，孝观念走出家庭，进入社会生活，并最后被确定为国家的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春秋战国时代，孔孟儒家把孝作为建构学说体系的核心内容予以渲染，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孝文化的内涵。孔孟儒家所青睐的“孝”观念，虽然不能不带有一些原始的古老的家庭伦理色彩，但在儒家学说中，最根本的是把孝观念整合为尊卑、上下之间的一种伦理格律：《论语·为政》篇载孟懿子问孝事，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孟子·万章上》说：“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孝经·记孝行》又说：“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至于两汉，孝观念又一次受到儒家精心而全面的改造，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和行为模式。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成为一种社会观念。在家善事父母，出门便会敬待尊长，以致忠君爱国。两汉举孝廉，标志着孝文化走出了家庭，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在当时人们看来，只有在家善事父母（事亲孝），才有资格入仕。在人们看来，在家尊亲者，必然会忠君、爱国。儒家学说通过孝，把君与父整合了。两汉以后出现的“君父”一词，也是以孝文化为内涵和底蕴的。两汉以后，历代大儒极力宣扬和维护孝文化，围绕着善事父母而阐释、发挥孝观念，从而把善事父母确立为孝观念的唯一内容，并使父-君之间在社会政治意义上实现了媾合。在儒家文化视域中，历代忠君爱国之士，首先是事亲至孝之人。孝是英雄圣贤们实现忠君爱国的伟大事业的基础。因此，儒家在描述他们的不凡事迹时，总是从他们如何如何孝亲开始。在中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人们把祖国比成母亲，宣扬爱国思想，也是基于“孝”这一伦理格律的。反之，何以喻之天尊呢？由此，人们对于母亲的爱和崇高情怀，便投影到了祖国身上。这就是：关切祖国的安危存亡，忧国忧民。这就是由孝亲观念放大为爱国思想的必然历程。
像孝亲那样心系祖国，就使爱国主义的中心思想表现为忧国忧民，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这一思想主题，自古以来，历经沧桑而常盛不衰，在国家、民族发展的每一关键时刻而愈益光彩照人，它激励每一个中华子民奋发上进。可不是吗？诗祖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悲怅，映现了中华文化关切民生的精神境界，从曹操目睹“饿殍连千里”，“念之人断肠”，曹植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到魏源的“不忧一家寒，所忧四海饥”，忧民的情怀延续至今；白居易“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和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观，体现了中华文化关切国家民族发展的精神境界，从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自励，到祖逖的“闻鸡起舞”、陆游的“杜门忧国复忧民”，这种情操成为中华精神的宗则；明清以降，文人士子、贩夫走卒、市民耕夫，莫不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崇高信条，千百年来，多少人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所陶染，为林则徐的“苟利天下身以死，岂因祸福趋避之”所激发，更有多少人为陈天华的“共讲爱国，……丕兴国家”的忧愤所感召、激励！总之，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因孝亲观念而生发，在中华文化千百年来的发展中，有极为强劲的活力，成为中华子民的共识而被认同。
（三）爱国主义的对象是国家，是国家的承载体--民族及其文化。中华爱国主义思想生发的又一文化土壤是中华文化中的夷夏观。中华爱国主义思想形成的前提是，区分华夏文化与异族文化，倡导对华夏文化的热爱，倡导对华夏民族的热爱，离开了夷夏观，就没有中华爱国主义的思想来源。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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