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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爱国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其发展变化规律(4)

二、爱国主义发展变化的规律
    规律,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任何事物都有自己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中华爱国主义文化传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历史变迁中,其发展变化也是有规律可循的。
    爱国主义与每一历史阶段的时代主题紧密相联,这是爱国主义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变化发展的总规律。不同的历史阶段,因时代主题的嬗变,爱国主义表现出不同的文化内涵。在古代,爱国主义表现为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维护民族团结,反对外族入侵,热爱本民族、本国家的浓烈情感;在近代,爱国主义表现为高扬社会历史的主旋律,救亡图存,走向世界,走向近代化,抵抗外侮,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与争取民族、国家发展前途的努力结合起来〔9〕。
    (一)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往往与忠君相联系。所谓忠君爱国,就是对中国古代爱国主义本质特征的表述。
    首先,中国古代的国以家为模型,君臣关系、帝王与臣民的关系,均以父子关系为内核,因此,孝亲保家观念就成为忠君爱国思想的内核、原型和模板。其文化意义在于,作为家族子嗣,在家孝亲是其本来之份,保家是其不卸之责;作为臣民,忠君是其天降之份,爱国是其神圣使命。建立在古代家族农业社会基础上的国,被儒家学说赋予浓重的血亲伦理观念,使国与家观念牢固地联系在一起,从而赋予了爱国主义以高尚的伦理道德意义。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宣扬“亲亲、尊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所谓“亲亲”,就是子女要孝亲,父辈要慈爱;所谓“尊尊”,就是为尊者要有尊严,为卑者要敬尊长。所谓“君君臣臣”,就是为君要尽君道,为臣要守臣道;所谓“父父子子”,就是为父要尽父道,为子要恪守子道。亲亲是基础,尊亲是放大;父父子子是起始,君君臣臣旨归。《吕览·孝行篇》就说:“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居敬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茨官不敬,非孝也;……”以孝亲为核心,儒家学说构筑了一套忠君理论。所谓:“孝慈,则忠。”〔10〕是说一个人如果能孝其亲,慈其幼,则能忠其君。所谓:“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11〕是说在家孝悌,是为臣忠顺的基础。由家庭伦理,儒家学说推演出一套君臣伦理,所谓:“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12〕“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13〕因此,儒家学说强调臣子的职份是忠其事,忠其君,“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14〕正是从父子、君臣、家国这些范畴上着眼,孔子强调道,孝亲、忠君,是立国、治民、施教之本;孟子强调道,天下的根本在于国,国家的根本在于家。在重视血亲伦常的小农经济国度里,人们是从家庭开始认识国家的,是从孝亲开始认识事君的,因此,从文化学说到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上,就很自然地把孝亲--忠君--爱国三者必然地联系在一起了。
    其次,在中国古代,以忠君爱国为文化内核的爱国主义在千百年间,受到中华子民的崇奉,并成为衡量主体社会实践的一种崇高的价值尺度。如忠、奸、善、恶、好、坏等等价值范畴,均因此生发。千百年来,多少志士仁人为了践行忠君爱国的爱国主义而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南宋伟大的民族英雄文天祥高唱一曲《正气歌》,长久不衰地震撼着中华子民的心灵,为什么?在于他所宣扬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爱国主义情操。他所张扬的榜样精神之所以动人,在于他们是历代忠君爱国的楷模,是对中华爱国主义价值观的宏扬。苏武出使匈奴,被羁一十九年,不忘汉廷,终日手持汉节牧羊,节毛尽脱,终得返汉,史家誉之:“孔子称:‘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苏武有之矣!”〔15〕祖逖临危效忠,率师北伐,中流击楫,慷慨发誓道:“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史家赞道:“祖生烈烈,夙怀奇节,扣楫中流,誓清凶孽,邻醜景附,遗萌载悦,天妖是征,国耻奚雪。”〔16〕颜杲卿不为叛臣安禄山私恩所动,起兵讨贼,虽被胁持其子而不惧,被钩断其舌而不屈,豪迈地说:“我世唐臣,守忠义,恨不斩汝以谢上,乃从尔反耶?!”叩人心弦,感人肺腑,史称“烈臣”〔17〕。岳飞“精忠报国”的壮举,辛弃疾“了却君王多少事,赢得生前生后名”的壮志,令多少人荡气回肠,曾为多少人击节赞赏!总之,以忠君爱国为特征的古代爱国主义,通过历代志士豪杰榜样力量的感染、催化,便一代一代地沉积于中华民族文化之中,内化为中华子民的思维习惯和价值标准。
    (二)中国近代的爱国主义,往往与救亡、启蒙、探求国家发展前途相联系。
    从1840年开始,以英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帝国主义以武力为威胁,以不平等条约为规定,使近代中国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由地主阶段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转换为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这一矛盾在中国近代的每一历史阶段凸现得十分突出。在长达一百多年的岁月里,严酷的事实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军事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各种手段,残酷地野蛮地欺凌中华民族,一个领土完整、独立发展的主权国家被推向贫穷落后、满目疮痍的深渊。在近代,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侵占领土达144万平方公里, 向帝国主义国家总赔款达13亿两白银。割地,严重地刺伤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尊心;赔款,严重地削弱了中国的国力,加重了民生的苦难。帝国主义列强正是通过对中国人民的收刮而加强了自己的经济实力。这一点,连侵略国家的正直学者也坦率地承认。如日本学者依田熹家说:甲午战后赔款,“它为日本建立金本位制打下了基础,成为日本发展经济和国际地位提高的一个开端。但对中国来说,赔款全部要向欧美各国借贷,成为加速经济衰退和从属于外国的原因。”〔18〕因此,在中国近代如何避免被瓜分的厄运,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把中国建成独立、民主和富强的国家,走向世界,走向近代化,这既是中国人民必须尽快解决的根本任务,又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昭示的历史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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