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夏观念的产生，是历史的产物。最早定居在中原地区的先民们依据适宜的地理条件，较早地进入了农耕文明。农耕文明的优越性在于，有较稳定的社会生活，有再生机制强劲的小农经济与农业文化。虽然历经世代变迁，经历外患内忧，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农业文化也能世代传承。中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农耕经济所哺育的先进的农业文明，同中原周边其他民族的游牧经济及其游牧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此，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先民们称自己为华夏族。这种自称自谓，无疑充盈着对本民族文化的赞美和难以言喻的文化自豪感、优越感。“华”，与古字“花”通。许慎《说文解字》释为荣，清人段玉裁注曰：“木谓之华，草谓之荣。荣而实者谓之秀，荣而不实者谓之英。”先民们以华名族，以英秀自喻，其文化自豪感可见一斑；“夏”，《说文解字》考其造形结构，认为是用繁笔大写的“人”字，释意为“中国人也”。段玉裁注曰：“以别于北方狄，东为貉，南方蛮，西方差，西南焦侥，东方夷也。夏引伸之意为大也。”先民们以夏名族，以大人自喻，其民族优越感可知。在夏商时代，先民们的民族优越感和文化自豪感是十分突出的。《诗经·商颂·殷武》是证：“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礼记·王制》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夷夏观念：“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距，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文身，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
春秋战国以后，夷夏观念得到支配中华文化的儒家学说的改造、升华、巩固了中华子民的夷夏观念。从此以后，夷夏之辨，严夷夏之大防等观念，成为中华民族基本的民族观念和文化观念。西周末年，王室式微，“诸侯失礼于天子”〔4〕一方面。诸侯对王室不朝、不敬、 不贡之事频仍，并呈逐鹿中原之势；另一方面，周边蛮族凯觎中原。而诸侯为了达到争霸的目的，纷纷打起“尊王攘夷”的旗号，作为争正统的策略。齐醒公任用管仲，攘斥夷狄，申张统序，“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从此，攘夷、斥夷之论，成为中华子民的民族文化心理的重要内容。孔子作《春秋》，复周礼，尊正统，申王权，力主夷夏之辨，持夷夏之大防，把它作为儒家学说的民族观念和国家观念。他称赞管仲的事业，“民到如令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袵矣。”〔5 〕孔子在儒家学说中申张了“内诸夏而外夷狄”、“裔不谋夏，夷不乱华”〔6〕的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因此， 孟子用十分强烈的民族文化优越感的口吻说道：“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7 〕夷夏观念随着儒家学说的发展而不断被充实，随着儒家学说的传播而被播扬开来，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巩固的民族文化心理，它强烈地激励着中华子民不断地产生对本民族文化的挚爱之情。
夷夏观念的文化内核是夷夏之辨和夷夏之大防，其文化意义是：首先，辨夷夏，是为了区分民族文化的落后与先进，高贵与卑劣，优越与低贱，文明与野蛮的差别，从而昭示华夏文化的自尊、自豪与优越；其次，辨夷夏，严大防，是为了区别和严格政权与文化的统序，即正统、正宗、中心等要害问题；再次，夷夏文化观念，是为了强化华夏民族的文化认同，强化华夏民族的文化心理，唤醒华夏文化的忧患自觉。因为夏与夷并存，就少不了夷对夏的文化挑战和冲击，只有以夷夏之辨、夷夏大防为警醒，方能永远保持华夏民族保卫民族文化的忧患自觉。
正是因为夷夏观念有上述文化意蕴，所以也就成为千百年华夏文化遭受异族威胁与冲击时，士大夫用以号召全民族保卫主体文化的强有力的武器，成为中华文化自强不息的精神支柱。正因为夷夏观念有上述文化意蕴，所以中华爱国主义文化传统就能在其中生发、滋长。从春秋之际的“尊王攘夷”运动开始，中原华夏文化受到外族文化的挑战与冲击，历经四次危机：魏晋之际五胡乱华，宋元之际蛮族南进，明末清初满人入关，近代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与西学东渐。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一方面是夷夏观念空前活跃，议论风声；另方面是爱国主义热情空前炽烈，感人至深。唐代陈子昂“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的豪迈之声，宋代岳飞“架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饥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慷慨之音，陆游“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的自强之志，情代王夫之“华夏之于夷狄，……不能绝乎夷狄”〔8〕的呐喊，秋瑾“拚将十万头颅血， 须把乾坤力挽回”的赤诚，汇合成中华爱国主义凯歌的大合唱。
总之，中华民族所处的特定的东方地理环境及其农耕经济、中华文化中的孝文化观念、夷夏观念及其民族国家观，是中华爱国主义思想产生和壮大的历史文化条件。这三者，正是中华爱国主义文化传统产生并源远流长的肥田沃土。
当然，也应该看到任何一个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两面性。特定的东方地理环境及其超稳定的小农经济的结构，曾导致中华爱国主义走向狭隘和闭关自守的民族自大主义；中华文化的孝文化观念，曾赋予中华爱国主义对封建王朝愚忠的文化内涵；夷夏文化观念及其国家民族观，曾导致中华爱国主义走向夜郎自大、妄自尊大的民族偏激主义。尽管如此，这在中华爱国主义思想和文化传统中，它们毕竟是居于极其次要地位的，是附冀于主导文化层面上的负面文化现象。它们毕竟不能决定中华爱国主义思想及其文化传统的性质和主流。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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