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料的价值上看，实录是编修国史最原始的资料，比较能真实地反映历史实际，特别是对典章制度的记载，更为可信。例如编写中所依据的《五代通录》，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四即称：“亦以实录繁冗，节略而成此书。”可见，《五代通录》实际上是五代历朝实录的节选本，后记史料之价值完全可以与实录嫓美。所以，《旧五代史》的史料完全出自实录，史料比较翔实可信。后来司马光作《资治通鉴》、胡三省作《通鉴注》，都曾专据此书，沈括、王应麟等一代大家，也曾多处征引。
在编纂体例上，薛居正等继承了班固之旧，以中原王朝为正统，记述五代历朝共五十余年历史，成为一部完整的断代史。全书一百五十卷，另有目录二卷。分为纪、志、传三个部分，纪六十一卷、志十二卷、传七十七卷，其中后梁三纪、后唐四纪、后晋二纪、后汉二纪、后周三纪，共十四纪。十国各帝又分为两类：一类为相对于正统的中原王朝的边远地区政权的统治者，列入僭伪列传，以明其僭、伪，计有吴、南唐、闽、南汉、北汉、前蜀、后蜀诸国统治者；一类是在内地建立政权的统治者，列入世袭列传，以示其名正言顺，计有荆南、楚、吴越三国统治者；同时列入世袭列传的还有歧王李茂贞、高万兴、钱镠等，作为方镇来看待。
《旧五代史》各部分中，以本纪为核心，每朝本纪之后，系之以列传，上下贯通。这样，一朝历史以本纪为经、以传为纬，完整系统地被反映出来。所以，《旧五代史》堪称名副其实的断代史，它不仅是以五代为中心的一个历史时期的断代史，而且也是前后相继的五个朝代的各自断代史，在史学上有重要地位。
《旧五代史》直接沿袭班固《汉书》的断代史体例，纪经传纬，提纲挈领，浑然一体。叙事有条不紊，清楚地勾画出一代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发展线索。而欧史在这方面则有所不及。“薛史梁祖纪，开首即以帝称之；欧史则先称朱温，赐名后称全忠，封王后称王，僭位后称帝。盖薛史则仿宋、齐、梁、陈书之例，欧史则仿《史记》之例也。”（11）王鸣盛认为薛史是为了纠正李延寿南北史之失，才在体例上有所改变的：
“史家自班、范断代为史，体裁已定，准情酌理，百世不易也。陈氏志三国，逐国各断，未尝并合。则南北史亦逐朝各断，而李延寿乃合之，纪为一类，传为一类，已属非是；又于传之中取各朝后妃总叙在前，余仍以各朝为分限，间又于其中以一家兄弟子姓分仕各朝者汇聚一处。此两种新例，尤谬中之谬。延寿剿袭各书，直同钞胥，未尝自吐一语，聊以穿联撮合见长。其实南北诸朝，各自为代，何可合也。薛居正《五代史》力矫延寿之失，梁、唐、晋、汉、周仍各为一书，极是。”（12）
看来王鸣盛是赞成薛史体例的，相反，他对欧史体例则持否定态度：
“欧阳永叔《五代史记》又大反故辙，各帝纪总叙在前，次将各代后妃皇子类叙为家人传，次将专仕于一代者类叙为梁臣、唐臣、晋臣、汉臣、周臣传，次死节传，次死事传，次一行传，次唐六臣传，次义儿传，次伶官传，次宦者传，然后将历事累朝者胪列为杂传；又其次为司天、职方二考，又其次为世家，又其次为世家年谱，又其次为四夷附录。乍观之，壁垒一新，五花八门；徐思之，五代各自为代，乃错综记载，若合为一代者，然此何说乎？”（13）王鸣盛的分析未必尽妥，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书体例上的优缺点。
在志的纂修上，从现有篇目来看，《旧五代史》有天文志、历志、五行志、礼志、乐志、食货志、刑法志、选举志、职官志、郡县志等十二篇，全面地叙述了五代的政治、经济制度，为后人研究五代的典章规范提供了方便。在这方面，欧史是无法与薛史相比的。
在编纂上，《旧五代史》与二十四史其他各书一样，把契丹、吐蕃、回鹘、黑水靺鞨、渤海鞨靺、党项、昆明部落、于阗等少数民族政权与高丽、新罗一起列入外国列传。保存了中原与边疆民族政治、经济联系的许多珍贵历史资料。也保存了朝鲜半岛及其与中国交往的若干资料。对于后人研究民族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当然，《旧五代史》在修纂中，人物归类、史实叙述也不尽妥当。如关于职官除授，“薛史凡除官自宰相至刺史，皆书于本纪，几同腐烂朝报。”（14）细大不捐，在文字上雍肿繁复，不如欧史之干炼。此外，对人物归属某朝立传问题，由于“五代革易频仍，惟梁、唐创业各三十余年，故其臣有始终在一朝者，其他未有不历仕数朝。薛史则以死于某朝者，即入于某朝传内，如张全义、朱友谦、袁象先等，事迹多在梁朝而编入《唐书》。杨思权佐唐废帝篡位，而编入《晋书》，冯道历唐、晋、汉、周皆为相，而编入《周书》。”（15）这样处理明显是不恰当的。相反，“欧史则以专仕一朝者系于某朝，其历仕数朝者则另为杂传，以叙其历宦之迹，”这种安排比薛史更显合理。因而赵翼评论曰：“此又创例之最得者。”（16）
有宋一代，薛居正《旧五代史》极为流行。至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因尊孔派对一代大儒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备加推崇，于是诏定学令内“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欧阳修所撰”。（17）“于是薛史遂微，元明以来罕有援引其书者，传本亦渐就湮没”。（18）惟明朝内库尚有收存，见之于文渊阁书目，故《永乐大典》多载其文，“然割裂淆乱已非居正等篇第之旧”。（19）
《旧五代史》原本，清乾隆中开四库馆时，已无法找到，现行的《旧五代史》是馆臣邵晋涵等从《永乐大典》中辑录排纂而成的。经过补正、注释、校勘后的《旧五代史》基本上恢复了原貌。乾隆四十年（1775），颁布学官，准予刊行。现在中华书局刊行的校点本《旧五代史》，是以一九二一年南昌熊氏影印出版的“影库本”为底本，同时用殿本及其他版本参校整理出来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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