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史学的卓犖成就中，历史哲学的发展堪称一枝独秀。从南宋初年的郑樵，到宋元之际的马端临，史学研究与经学由章句训诂转向义理探究的趋势一致，疑经而疑古，进而对古往今来的历史重新思索，力图探其发展变化之理，由此得出种种迥别于前人的解释，成为宋学的一个重要内容。这种现象，虽然在北宋已见端倪，然只是在延续到南宋之后，诸多林立的学派，言及历史，无不称考订千载，探知真义，以求会通大义相标榜，才算真正蔚为风气。这种风气的结果，大大推进了南宋历史哲学观念的发展，至于对后世的影响，只须列举以强调会通大义而著称的两部著作--《通志》和《文献通考》在史学史上的地位，便可看出来了。
（一）
会者，合也；通者，达也。按《易·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以见其会通”。历来“会通”的说法，既有在方法上综合万变之现象，又有在目的上探究其变化之理的双重含义。司马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①便是求知会通大义精神的表现，也开始了史学贵求会通的传统。司马迁撰作《史记》，以人事喻天理，以天理明人事，受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这种天理还包含着神秘主义的色彩。而南宋史学家们所探究的会通大义，以及在讨论社会历史变化时所表达的“理”、“道”等概念，可说是宋儒穷其存在之理的精神在史学领域的表现，亦即研究历史时追求理性的开始。
郑樵（1104-1162）是南宋史学家中揭起会通旗帜，探知历史相因之道的第一个人。他在青年时便立志“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大半生时间都住在福建莆田夹漈山读书、讲学、著书，终于成为博学精思、著述丰富的学者。传世的二百卷《通志》，是郑樵的代表作，也充分体现了他关于治史会通的观点。
郑樵把会通作为撰史、评史的最重要原则。他认为，如果断代为史，仅以一朝史事为研究对象，无从了解历史发展的线索，后代与前代之事不相因依，遂失会通大义，最不可取。显然，郑樵将探知社会变迁发展的相因之道看作是史著的主要精神。进而他又认为，从时间顺序上看，历史是一个不能割舍的整体，从社会生活的横截面看，又可分为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天文、地理、文字、音韵，乃至动物、植物等诸多门类，各有自己的学科发展历史，汇合在一起，则表现了社会生活的丰富内容。百川归海，万国通夏，因此，郑樵强调修史须“会天下之书而修”。《通志》二十略的内容，便是在传统的礼、职官、选举、刑法、食货之外又新创了六书、七音、氏族，以及生活中昆虫草木等内容。所以，郑樵的会通，还有“集天下之书为一书”，总括一切学术及其源流的含义，事实上，郑樵撰著的《通志》，即是一部百科式的历史。
郑樵奉《史记》为不朽之作，对《汉书》以下断代为史，“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的做法非常不满，其讥评虽不免为过，但是，强调打破王朝界限，着眼于长时段历史的研究，是非常有见地的。郑樵又强调历史研究的对象，应该是社会本身，即体现人们活动留下的痕迹，如典章制度等，而不是文人以《春秋》笔法记载的先人的语言。他提出，秉史笔者，应该留意宪章，不当徒尚语言，不然，好比当家妇人，“不事饔飧，专鼓唇舌，纵然得胜，岂能肥家”②。轻“言”重“事”，注重制度研究，更具有卓越的识见。在大大开阔了史学视野的前提下，以社会诸多方面内容为基础来探知会通之道，表现了一种新的史学概念。
郑樵强调学术的博、通，和他对史学体系的设想，是对史学理论的重要贡献。限于个人学力，而对制度史沿革的研究未有相应成就，袭抄旧史，以致受到许多人的批评；对制度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等，也未上升到对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的认识。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郑樵只是被目为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物，直到清代章学诚对他的学说加以阐发，才再度发出异彩。而章学诚关于经史关系的观点，可以说就是在郑樵学说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
尽管学术上并无师承关系，继郑樵之后，南宋的一些主要学派，治学问皆偏重治史，而且，不约而同地又把精力都集中在制度沿革的发展，这尤其表现在当时影响最大，实力也最雄厚的浙东学派。这种探讨历史，推崇会通大义的风气，很可以从他们的言论和后人的论述中看出来。
如被后人称为艮斋学案中心人物的薛季宣（1134-1173），“于古封建、井田、乡遂、司马法之制，靡不研究讲画”③；如陈傅良（1141-1203），“自三代、秦汉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必稽于极而后已”；④如吕祖谦（1137-1181），于学问中尤重历史，治史则注重源流，明辨因果，且身体力行，勤于钞辑古史，有《十七史详节》二百七十卷，又撰《历代制度详说》，分门为十五类，就其沿革，考索源流，加以详说。如陈亮（1143-1194），“研究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秒忽，较理于分寸。……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⑤。如叶适，“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⑥，又言“不深于古，无以见后，不监于古，无以明前”⑦。无不在辨析义理的同时，提出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历史的要求。
虽然没有在理论上系统地阐发会通大旨，浙东学派研究历史的方法和目的，却远远不止从制度的沿革史上寻讨鉴戒，至少在三个方面表现出与前代不同的新的特点。
首先，在研究历史的方法上，重事轻言，把注意力集中于社会人物的活动，而不是大量见于记载的反映人们观念的语言。与郑樵“重宪章，轻浮言”一样，浙东学派研究的对象，几乎都集中于历史人物活动留下的社会痕迹--制度的沿革史，追溯制度产生的原因、变化，以及对社会发生的积极抑或消极影响。
其次，因为对千百年来儒家世守的家法产生了怀疑，认为不过是得孔子之粗而遗其精，所以，敢于打破传统的束缚，经过自己的思考，有选择地加以利用，并非人云亦云。这种做法的深远影响，使经史不分的儒家传统，开始了经史分离的趋势。“史”的独立，摆脱了罩在其上的春秋褒贬大义的传统，而更强调历史的客观性和规律性。在这种趋势下，甚至对司马迁的《史记》，也提出了“特于百家杂乱之中，取其雅训者而著之，然既数千年，所言不可信审矣”⑧这样的批评。
第三，研究历史的目的，不止以之为鉴戒，更重要的是探求社会变迁发展的规律。“天下事无不有其道”⑨，道非在形气之外，而是隐伏在事物之中，所以，“人道备，则足以周天下之理，而通天下之变”。⑩他们批评历来对万物之理未加认识，却{K1B806.JPG}{K1B806.JPG}言之，如秋虫鸣叫毫无价值。又提出“势”的概念，以明“天下大势之所趋”，表达了对不以人的意志而改变的社会发展必然性的认识。
南宋史学风气，直接影响了宋元之际的伟大史学家马端临和他的《文献通考》。
无论就时间顺序，或以学术成就来说，马端临都可以说是以会通风气相号召的南宋史学的总结性人物。南宋覆亡前，马端临随同曾任理宗朝宰相的父亲马廷鸾退居乡间，此后数十年间，虽经亡国易姓之变，埋首著书立说，终于完成了卷帙巨大的《文献通考》三百八十四卷。“业绍箕裘，家藏坟索，插架之收储，趋庭之问答，其于文献，盖庶几焉”（11）。马端临承继父亲的学术渊源，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马廷鸾本人则深受浙东学派重视史学的实用功能影响，著史强调会通，并仿吕祖谦撰大事记义例撰《读史旬编》，上起帝尧，下迄周显德六年。又集诸儒经说，兼及制度之沿革。此外，从《文献通考》大量抄引吕祖谦、陈亮、叶适等人的著述来看，我们更有理由把马端临强调会通的史学思想看作南宋浙东学术的一支余脉。
与郑樵一样，马端临极为强调断代史遂失会通大义的说法，认为只有打破王朝限制的长时段历史的研究，才能看出社会变迁之势来。个别的事件，虽然很容易找出其彼此间的因果联系，史家的责任却是探求历史变迁之故，“代各有史，自足以该一代之始终，无以参稽互察为也。”（12）此外，因为社会的理乱兴衰、纷争人事，常常是在一些偶然因素的激发和影响下发生的，唯有长时段历史中表现出来的制度的沿革史，较少地受到人的意志的影响，而表现了社会本身变迁的规律。比如，从秦汉到唐宋，千余年间，礼、乐、兵、刑之制，赋敛选举之规，以至官名之更张、地理之沿革，“虽其终不能以尽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异。”（13）如果仔细辨溯其源，则“汉之朝仪官制本秦规也，唐之府卫租庸本周制也”（14），迭相因袭，又代有其变。因此，具体地研究制度及其与社会的种种关系，又从宏观上加以把握，在变化中求其会通大义，便是马端临《文献通考》的主要特点与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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