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文化典籍宝库中，《史记》堪称是一部具有久远价值的不朽著作。封建时代不少进步学者把它视为著述的楷模；近代主张输入西方新学和倡导“史学革命”的梁启超称书中“常有国民意识”①；现代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直至今天，处在改革与开放的社会主义时代的人们，仍然一再从其《货殖列传》、《平准书》等篇章中总结司马迁主张发展商业交换、鼓励人们自由致富的思想，从中吸取营养。《史记》具有如此久远生命力的秘密，我认为，在于司马迁从总结客观历史进程和研究社会现实情况出发，勇于形成自己独立的社会思想体系，表达了对于历史前途的看法，寄托本人进步的社会理想，其中蕴涵着丰富的人民性、民主性精华，所以才能历经千百年岁月的洗炼，而更加显示出其光采。以往仅止从历史著作范围来评价它的做法显然不够，需要进一步结合西汉前期思想文化演进的背景，深入地考察司马迁由广泛反映社会实际而形成的进步思想及其社会效果，并总结其中的历史教训。这对于发掘民族文化珍品中的思想财富，促进今天历史著作更加贴近于社会生活，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一、构建独立学说体系的著述宗旨
探讨司马迁著述宗旨最为直接有力的证据，莫过于他所亲写的文字。首先，要足够地重视他本人所定《太史公书》这一书名，并不是后人所称《史记》②。严格地说，后人改易的书名跟司马迁原意已有偏离，妨碍对其宗旨的认识。司马迁的定名，说明他的旨趣在提出自己的思想体系，如《孟子》、《荀子》等书一样，要拿出自己的一套独立见解。后人改称《史记》，却将它划定到史书范围之内，忽视了司马迁所重在于提出自己的观点主张。二百年前专重“史义”的章学诚，已经敏锐地道及这一点，指出：“《太史公书》百三十篇，自名一子。（原注：本名《太史公书》，不名《史记》也。）”他又说：“司马迁著百三十篇，自谓绍名（按，当作“明”）世而继《春秋》，信哉三代之后之绝作矣！”③称赞司马迁勇于提出自己的学说，故能写出整个中古时代独一无二的杰作。章氏所言，可谓目光如炬！
其次，与《太史公书》的命名相照应，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这篇总结性文字中，画龙点睛式地揭示出其著述意图：为“继《春秋》而作”；“述往事，思来者”；“成一家之言”。这三处地方措辞虽有不同，所表达的意思则是一致的，即：他的著述有深远的用意，要提出自己的社会学说体系，并寄托于未来。
处在武帝时期特定的思想环境下，司马迁以“继《春秋》”自任，具有极不平常的意义。当时文化思想的一大特点，是《春秋》学与政治相结合，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最高权威。公孙弘因通《春秋》由布衣而擢居丞相高位；董仲舒因宣扬《春秋》“大一统”等学说，成为一代儒宗；汉武帝尊奉《春秋》，则从他诏令太子熟习《公羊》学而得到确证。《春秋》享有如此尊荣的地位，其关键即在于与西汉政治密切结合。董仲舒《天人三策》就是宣扬这一观点的代表作。他迎合汉武帝的政治需要，解释孔子著《春秋》体现了皇权神授，《春秋》即是孔子为汉制法。他从各方面论证汉家朝廷的权力、制度、法律、政策都可以在《春秋》找到根据，《春秋》为封建国家确定了治理天下的纲纪和法则。这些言论固然都出于唯心的说教，但它在客观上符合封建政权巩固统一和加强集权的需要，所以被汉武帝所激赏和大力提倡，董仲舒的《春秋》学成为汉代正宗思想的代表，俨然具有最高权威的地位。《两汉三国学案》作者唐晏对当时《春秋》的权威地位有相当中肯的概括：“凡朝廷决大疑，人臣有献替，必引《春秋》为断。”④下面两个典型事例即可说明这一点：因武帝建元六年高帝陵和辽东高祖庙发生火灾，董仲舒上奏，以《春秋》所载两观两宫火灾相比附，要求朝廷对悖逆不法的诸侯王施加打击。当时武帝未予采纳。至元朔六年淮南王等谋反，于是武帝追思仲舒前奏，叹服其正确，遂使“仲舒弟子吕步舒治淮南狱，以《春秋》谊专断于外。”又，昭帝即位初年，则有京兆尹隽不疑引用《春秋》之义为依据，果断地处置有人冒充卫太子出现于长安街头的事件，迅速地收拾了混乱局面。不疑此举被昭帝和大将军霍光大加赞许，要求公卿大臣都仿效他，做到“用经术明于大谊”。⑤
董仲舒用《春秋》断政事使皇帝为之叹服；隽不疑用《春秋》定疑案使群臣为之慑服。政治生活的现实，证明《春秋》的确兼具最高精神指导和具体法律标准的作用，称之为“圣经”可谓恰如其份。故而西汉一代有众多学者以治《春秋》学相竞尚，形成公羊、谷梁、左氏、严氏、颜氏等分支学派，仅以《春秋》决事决狱的著作，就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⑥《春秋决事》十卷，《春秋决疑论》一卷⑦等。
时代风尚决定司马迁对《春秋》十分推崇，一再强调他著书以“继《春秋》”是履行自己神圣的历史责任。他与董仲舒对《春秋》的看法固然有所不同，但其中却有相通之处。司马迁曾从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说，接受《春秋》处处体现了孔子的微言大义，别嫌疑、定是非、善善恶恶，贯串着严格政治标准这类观点。所以他直接引用董生的话说明孔子作《春秋》的旨意：“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为天下仪表，……以达王事而已矣。”司马迁与董仲舒不同的是，他不拿《春秋》与“天意”相附会来神化皇权，也不拿阴阳灾异之说解释帝王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上天的注视。司马迁是从人事角度推崇《春秋》，认为它体现了治理国家和伦理纲常的基本原则。他一再论述《春秋》的原则、道理与社会的治乱，国家的兴亡相攸关：《春秋》是“王道之大者”；“《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并认为《春秋》体现了礼义、伦理的原则：“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即强调上自国君、下至庶民，人人必须通于《春秋》之义，按照其中的准则律己，否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关系就无法维系，社会将分崩离析，个人也难逃杀身败亡的惨祸。由于《春秋》对国家社会有如此重大关系，所以他认为《春秋》是著述的典范，将孔子作《春秋》跟汤、武革命并举，发扬了孟子视《春秋》之功可与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相等列的论点，歌颂它们都是诛灭暴虐、恢复伸张正义的伟大功业。⑧
总之，司马迁推崇孔子作《春秋》，核心即在于认为《春秋》体现了治理国家和协调社会的根本原则，它不是陈篇旧账，而是具有活的生命、功垂后世的历史，所以能对后代国家社会生活起指导作用。这也正是司马迁为自己著书所确定的根本目的。所谓“述往事，思来者”，也是从另一角度表达这个意思：记述历史并非就是全部目的，其更深意义是希望对未来社会起作用。“成一家之言”，则要借总结历史提出自己独立的学说体系，要“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让后人从他的思想中得到启示。正是这样崇高的目的和宏远的见识鼓舞着他，使他忍受惨遭腐刑的奇耻大辱，怀着“肠一日而九回”的巨大痛苦，去发愤完成著述事业。他的深意在当时无法直截了当说出，只能委婉言之，因此感慨“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⑨对这样一部著作，我们显然不能局限于通常史书来认识，必须进而深入探究其独立学说体系的内涵和价值。其实早在二十年代，梁启超就已讲到：“（司马迁）著书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卿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发表耳。故仅以近世‘史’的观点读《史记》，非能知《史记》者也。”⑩可惜他只是点到而未加论证。此后研究者对司马迁建独立思想体系则似乎一直重视不够，这个缺陷亟待今日填补。
这样做，既是为了从更高层次研究《史记》的思想成就，同时也体现了学术研究所应重视的“视角转换”。近代区分各个学科门类是人类认识史上的巨大进步，使我们对于自然和社会各个领域的研究做到更加精致、更加系统。但是严守学科门类的观念长期沿习的结果，又不可避免地带来副作用，即在某种程度上忽视学科之间的联系，削弱了整体性认识。譬如，史学本来即是文化现象的一种，它是特定的社会现象（包括经济、政治、军事、学术等）的反映，它如何反映受到社会状况的制约，同时它反过来又作用于社会，对社会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而且史学与其他学科，如哲学、经济、法律、文学、宗教等也有机地相联系。因此我们不能局限于就史论史，还应扩大视野，联系当时文化思想的总背景，对史学与社会的关系作双向考察，注重探求历史家倾注于书中的社会观点和社会理想。这种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的作法，对于以往过分强调学科门类而产生的局限是一种弥补，有利于推进学术工作中整体性的认识，有利于密切史学与社会生活的联系。更何况，在司马迁的时代，史学远未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各学科之间也未有明确分野。《春秋》是鲁国史，又是儒家经典。《史记》既是历史著作，又是自有历史以来一切文化的总汇。它包括了当时所能知晓的中华民族的全部历史，又包括了当代的社会生活。从文化视角研究《史记》，有可能更符合司马迁著述的真实意图，更有利于总结司马迁思想的精华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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