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平民阶层政治要求的反映
在政治观点上，司马迁以忠实的态度考察客观历史进程和社会现状，“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总结出民心向背对于政治成败的决定作用，因而把“安民”和“任贤”作为治理国家的两大关键，反映出平民阶层的政治要求，表达出自己的政治理想。这些构成其社会思想的重要内容。
司马迁继承和发扬了先秦思想家的民本思想，认识到民众是国家政治的根本。他以此为线索，总结商周以来的历史变局。《殷本纪》以具体史实，揭示殷纣王倒行逆施，遭到民众痛恨，逐步为其垮台准备了条件。殷纣穷奢极欲，残酷剥削，“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又施行惨酷的刑罚：“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他面临灭亡，还迷信天命，拒不改悔，自称“我生不有命在天”！最后众叛亲离，“殷之大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殷纣身死国灭。在《周本纪》中，司马迁进一步回答小邦周何以能战胜大邑商的问题。他详载周的兴起，是自后稷、公刘、古公亶父、季历、文王历代“积德行义”，“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士以此归之”。至武王，“又修其绪业”。牧野之战更直接决定于民心向背：“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这些史实生动地证明周的兴起是由于得到民众拥护。重视民众力量的观点，使他把握到商周历史变化的实质。
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篇末，对于秦的暴政也作了有力的揭露：“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他还一再引用贾谊、晁错、伍被、主父偃、徐乐、严安的言论（17），评述秦的暴政如何激起人民反抗的烈火。在项羽、高祖两篇“本纪”中，他则用对比手法，揭示项羽失败在于一贯实行杀戮政策、刘邦成功在于一向争取民心的深刻道理。刘、项先后入关中，刘邦约法三章，财物无所取，“诸所过毋得掠卤，秦人熹，秦军解，因大破之。”项羽却“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秦人大失望”。司马迁尤其重视记载刘邦约法三章如何得到关中民众的拥护：刘邦召集当地父老豪杰，宣布悉除去秦法，“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勿恐！”又使人遍告各郡县百姓，于是“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秦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这些记载有力地证明：不必等到成皋对峙和垓下之战，而刘胜项败之结局已定。
司马迁以民心向背来解释国家的成败兴亡，这在那个时代当然是卓识，因为二千年前不可能有更高明的理论。这样一来，对历史盛衰大事的解释，便完全置于政策的得失和民众的意志这些具体切实、容易明了的问题上。抓住真理就能所向披靡，所以正当董仲舒天人感应的唯心学说风行一时、汉武帝拜神求仙执迷不悟的时代，司马迁却清醒地提出：“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18）这实际上即是对于“王权神授”、“天意决定人事”的神学观点的正面否定。
根据国家兴盛要依靠“修德”、“修政”的指导思想，司马迁对于政治问题最为重视的是“安民”和“任贤”。
为了“安民”，必须第一，反对大事征伐，耗费财物，增加民众负担；第二，反对横征暴敛。司马迁的看法，大量是结合武帝时期现实的政治问题表达的。他所提出的“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是将考察历史与陈述政事融合在一起的。当时举国关注的是匈奴问题。武帝连年派兵对匈奴征战，规模大者出兵十余万至三十万，加上转运粮食给养等的民伕，动员的人数更为庞大，造成民众长期不堪忍受的重负，财物耗尽，国库虚空。武帝一心攻灭匈奴建其伟业，群臣一味奉迎讨好，因此，匈奴问题成为一个尖锐而敏感的政治问题，议论出兵征战的损失则成为朝廷大忌。司马迁却敢于讲出不同意见，批评连年征伐造成的恶果。《平准书》直书无隐，指出由于连年征战，造成士卒大批死亡，民众困苦不堪，文景时代“府库余财”、“太仓之粟陈陈相因”的丰厚积蓄被耗尽了，造成“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抚弊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赡”，因而是汉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这是司马迁从“安民”出发对武帝政策极其大胆、尖锐的批评。
司马迁对匈奴问题的见解，还反映在书中编排的匠心，即将《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连排的做法。以往论者对于为何在两篇人物列传中间插进《匈奴列传》表示不解，甚至批评司马迁自乱体例。实则因为未将司马迁著史与当时社会现实联系起来，不明白史家的良苦用心。这样安排的深意即在表达对匈奴问题的独立见解。（19）请看：李广一生与匈奴作战，“大小七十余战”，却不得封侯，反而饮恨自杀。司马迁对他极表崇敬和同情，赞曰：“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也。”卫青、霍去病都以贵戚为将军，征讨匈奴立功，恩宠无比，炙手可热。司马迁却明显加以讥讽。这一褒一贬，都与匈奴有关，所以即是对武帝政策的批评。《匈奴列传》赞语寓意更为深刻。司马迁指出：“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表露他处在专制政治压力下，忌讳极多，表面上对当权人物只好多说赞扬话，但是为了忠实于历史，他还是要讲出事情的真相，要委婉曲折地讲批评的话。他唯恐读者不理解其中隐衷，故特别以《春秋》微旨作比喻。紧接着又说：“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时之权，而务谄纳其说，以便偏指，不参彼己；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固其决策，是以建功不深。”司马迁明知要触犯忌讳，却仍然敢于批评武帝政策失当，并且指出满朝文臣谄媚成性，一味附和武帝旨意，不顾敌我双方状况，置国家利益于度外，武将则滋生虚骄心，贪图多立战功，损失多少也不加顾惜。司马迁将他对这场费时几十载、动员人力物力无数的战争的总看法，铸成一句话：“建功不深”。这四个字具有千钧之力，凝聚着司马迁的胆识，对于头脑发热的汉武帝不啻是当头浇去一盆冷水！司马迁因不明李陵真情为之说情，因而遭受宫刑，这件事除李陵事件本身的原因外，还有更为根本的原因，即在于他对武帝的征伐政策持批评态度，因此触犯了专制皇帝，酿成了悲剧。受刑之后，在痛不欲生的心境下，他仍然勇于讲出对这一重大政治问题的看法，这是他坚持独立见解的伟大人格的突出体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