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对中国史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中国史学史上，大史学家对《周易》都有精深的了解，在易学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他们对易的认识，直接影响到对历史的看法，进而影响到在史学上的成就。先秦史官通《周易》，司马迁、班固两位大史学家，在易学上也是有建树的学者。袁宏的《后汉纪》援玄入史，易理成为他评论历史和人物的哲理基础。两宋史学家关于历史盛衰的理气论，把中国史学思想推向了新的高度。欧阳修、司马光、李焘、李心传及朱熹等，既是大史学家，也是易学大师。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是伟大的史学家，也是大易学家，他的历史借鉴观中的通变思想无疑来自他的易学。章学诚以易理阐发他的历史思想、经世致用思想和史学更革认识。时至近代，郭沫若的《周易》研究成为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第一个板块，他以敏锐的眼光抓住了《易》中的辩证法精华，为人们认识中国文化宝库作出了示范。
从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来说，易学变化对史学产生过三次大的冲击。一是先秦到两汉，易学的发展，为中国史学的诞生与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二是魏晋时期，《易》作为三玄之一，直接影响史家对历史的品评与议论。三是两宋时期，易学作为理学的要素，成为史学家、思想家的历史盛衰论、因革论的哲理基础，波澜所及，直至明清。
关于易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易理在中国史学发生发展过程中的意义
中国史学在发生、发展与变化的过程中，都受到易学的影响。这可以从中国史学发生、发展进程中的几个关节点得到说明。
--中国史学在童年时期，就和易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受到《周易》的影响。
《易》最初是用在卜筮上，“《易》本为卜筮而作”，“《易》本卜筮之书”（《朱子语类》卷六十六）。先秦时期史官具有两种身份，一方面，史官担任“记言”、“记行”职责，并力求做到“书法不隐”，就这一点说，史官不同于巫、祝；另一方面，史官兼掌卜筮之事，因而往往具有巫、祝的身份特点。因此，先秦文献中，巫、史或史、祝并称，屡见不鲜（见《左传》昭公十八年、定公四年及《周易》“巽·九二”的爻辞等）。
史官精通《周易》是其职能的需要，同时，史官职掌又为他们精通《周易》提供了方便。有的学者说，《周易》的编纂出于西周史官之手（参朱伯昆，《易学哲学史》上册，第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这是有可能的，至少，史官是《周易》的原始作者之一。现有文献可以证明史官还是保存《周易》的人。《左传》鲁庄公二十二年，载：“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左传》鲁昭公二年，载：晋国韩宣子到鲁国，“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这些都为史官运用《周易》创造了条件。
先秦史官的政治地位一般都不太高，象周王朝史佚那样的人并不多。但是，史官有历史知识，通《周易》，对现实了解，又担任“载笔”记言记行的任务，他们对国家政治、军事和文化生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有名的史官，如史佚、史墨、史赵、史鱼等，既是史学家，也是政治活动家。史官一面记载历史，一面以《周易》的思想解释历史，预断历史发展的方向，通过自己的活动，对现实生活予以积极的影响。
先秦史官以《易》理评论历史、预断历史前途，是先秦史学的一大特色。史官解《易》，当然有牵强的一面，并且带有神秘的色彩，但无可怀疑的是，《周易》的流通变动思维，对他们的历史思考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总之，《周易》里蕴藏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和精辟的历史见解，不但有丰富的对历史盛衰的认识，而且有极珍贵的具有辩证法的变通思想。我们民族史学正是在这样的沃壤中孕育、发展出来的。
--中国古代史学的产生与易学的影响有紧密的联系。
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古代史学形成的标志，史之成家，始自司马迁。而《周易》是司马迁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说，《周易》是司马迁史学的哲理基础。
首先，易学是司马迁家学渊源之一，也是他的史学基石的组成部分。“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天官、《易》与道论，是当时最富有辩证变化思想的学术。司马迁就是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对他的儿子寄托希望。《太史公自序》说：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司马迁表示绍述先人之业的决心，说：“小子何敢让焉！”可见“正《易传》”是司马迁学术事业的组成部分。司马迁没有易学作品，他是把易学所得体现在他的史学事业中，体现在《史记》中。
另外，《易大传》的思想，或者说思维方式，对司马迁的学术总结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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