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汉武帝时期，大一统的帝国在亚洲东部出现了，学术思想的一统，即学术“汇于一”，成了这个时代的需要。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即以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先秦以来的学术，怎样认识前人在史学上的工作，通过什么样的思维途径来对其进行总结。是独尊一家、罢黜百家？还是融汇百家之长，创立出中国史学家的“一家之言”？
汉武帝时出现了两种学术汇于一的途径。一种是从景帝以后出现一种倾向，董仲舒继之而起，明确地要求用行政的手段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向汉武帝建议，说：“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
和董仲舒不同的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主张。司马谈在《六家要旨》中说：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是《易》学带根本性的认识，十分重要。郭沫若称《周易》的思辨定式有三个，第一个就是“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第76页，人民出版社）。近代不少学者也看出《周易·系辞》所说的“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是“着眼于中国文化的整体，谋求多样性统一”（余敦康：《内圣外王的贯通》“附录三”中的述评，第547页）。
根据《易大传》这种思路，百家之学要归于一，却又不能以某一家学术替代各家学术。逻辑只能是：在总结融汇各家学术的基础上，吸收各家学术之长，创造出新的“一家之言”，形成一种新的学术。这也就是司马氏父子的学术汇于一的思想路径。
司马迁的古代学术总结包括：1.对秦汉诸子学的总结；2.对前代史学作品的总结；3.从当时对自然天象知识的总结中获得对历史社会的理解。
司马谈的《六家要旨》是对诸子学的总结。他评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各家，推崇道家，但认为六家学术都有合理的地方，又都有缺憾。各家学术尽管不完全一样，却都是“务为治者也”。对经籍的认识，也可视作是的马氏父子学术总结的一部分。 太史公对上大夫壶遂谈自己对儒家经籍的看法，说：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于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这样总结的立意，是要吸收各种经籍的合理因素，以为王道政治之用。
《史记》的《十二诸侯年表序》较为集中地对历代史书作了总结，对“不可胜纪”的《春秋》类作品进行了具体分析。明显的事实是，《春秋》以后五百年，却没有一部合于时代需要的史书，没有一部史书能真正称得上是继《春秋》的作品。史学总结，使他产生一种时代使命感。
司马迁对前人的自然知识也作了总结。他重视前人在天象、历法上的成就，并且作出了自己的创造。更重要的是，他由此体悟到天人之际的关系，从《易》与天官的知识中，明白自然在变，社会人事也在变。
总之，如果没有开阔的史学总结的眼光，没有正确的思维途径，就不可能正确地对待百家之学，司马迁的史学要取得那样的成就，也是难以想象的。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形成他的“一家之言”，也就是史家之言。
应该看到，通古今盛衰之变的思想与承弊易变的社会变革思想，是《史记》中的主题，而这恰恰是来自《周易》的，甚至连表述文字，都是《周易》的。这在下面我们还要谈到。
综上所说，《易》学是司马迁史学的哲理基础，也是中国古代史学形成的学术条件。
--章学诚以《易》理论说中国古代史学变革的必要，提出恢复古代史学生机的主张。
到了清代乾嘉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经历了千余年的发展，其弊病也充分暴露出来，有见识的史学家要求改变这种局面。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开卷的《易教》上、中、下三篇和其它重要篇章中，以易理阐发对史学的认识，对历史的见解，提出史学变革的主张。章学诚指出，到了他生活的时代，古代史学已失去了早期那种创造性的活力，暴露出了各种弊端，这突出地表现在纪传体史书的编纂上。他说：
纪传行之千有余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袭，渴饮饥食，无更易矣。然无别识心裁，可以传世行远之具，而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不敢稍变，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以云方智，则冗复疏舛，难为典据；以云圆神，则芜滥浩瀚。不可诵识。盖族史但知求全于纪表志传之成规，而书为体例所拘，但欲方圆求备，不知纪传原本《春秋》，《春秋》原合《尚书》之初意也。
《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纪传实为三代以后之良法，而演习既久，先王之大经大法，转为末世拘守之纪传所蒙，曷可不思所以变通之道欤？
司马迁创立纪传体史书，本是富有生气的，但是后来纪传体史书编纂变成了一种程式，纪传体变成公式化的东西，史学就失去了活力。章学诚看出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史学问题的关键。作为一代大史学思想家，他不仅提出问题，而且指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在章学诚看来，要走出当时史学的困境，只能总结史学上的成败，恢复古代史学的创作精神。他说：“斟酌古今之史，而定文质之中，则师《尚书》之意，而以迁史义例，通左氏之制裁焉，所以救纪传之极弊，非好为更张也。”（上引见《书教下》）这里指出章氏关于史学更革的几个重要论述。
其一，关于“方以智”与“圆而神”的论述。章学诚认为这是古代史学具有活力的重要问题。
《易》曰：“著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间尝窃取其义，以概古今之载籍，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史氏继《春秋》而有作，莫如马、班，马则近于圆而神，班则近于方以智。（《书教下》）
在中国史学史上，司马迁的《史记》近于圆而神，班固的《汉书》近于方以智。这里没有祟班抑马或崇马抑班的意思。班固的撰述，“则于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圆且神者。以为之裁制，是以能成家，而可以传世行远也”。这种因事名篇，不为一定之例所拘，就是史学的活力，其作品就可以传世行远。但“后史失班史之意，而以纪表志传，同于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书，则于记注、撰述两无所似，而古人著书宗旨，不可复言矣。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而犹拘守成法，以谓其书祖马而宗班也，而史学家之失传也久矣”。
其二，关于史学通识的论述。章学诚主张以恢复史学通识的传统，作为恢复史学生机的一种途径。关于通识的精神，章氏以易理作出了阐释。
《文史通义》的《释通》开篇说：“《易》曰：‘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说者谓君子以文明为德，同人之时，能达天下之志也。”章学诚以《易》之《同人》卦的彖辞阐发，提出他对通识的见解。又指出通史之修，有六便二长。六便是：免重复，均类例，便铨配，平是非，去抵牾，详邻事。二长是：具翦裁，立家法。但也有三弊，就是：无短长，仍原题，忘标目。章学诚提倡史学通识的用心，意在纠学风之弊，复古学求义之精神。“夫古人著书，即彼陈编，就我创制，所以成专门之业。”通史之“通”，不在于形式上的贯通，自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成《史记》，到郑樵别识心裁，成其独断之学而写就的《通志》，都是史学通识的体现。
史学通识关系到史学的兴衰，他检讨唐代史学衰败的缘由，说：“唐后史学绝，而著作无专家。后人不知《春秋》之家学，而猥以集众官修之故事，乃与马、班、陈、范诸书，并列正史焉。于是史文等科举之程式、胥吏之文移，而不可稍有变通矣。”（《答客问上》）史学的变化发人深思。
其三，关于史学经世的论述。提倡经世史学作为发展史学的一种手段，这在前面已有论述。《文史通义》开篇指出：《六经》皆史，《六经》皆先王之政典，意在说明史学之根本要义在经世。《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但《易》在《六经》中有其特殊地位。“‘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知来藏往，吉凶与民同患。’其道盖包政教典章之所不及矣。象天法地，‘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其教盖出政教典章之先矣。”（《易教上》）这就指明了《易》为经世之用的特殊意义：“其道盖包政教典章之所不及”，“其教盖出政教典章之先”。以《易》为首的六经是史，是经世之书，后代的史书必须发扬经世的传统。史学也只有恢复经世传统才能恢复活力。
关于章学诚史学更革的具体主张，学者多有研究，这里不再赘述。
总之，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史学在发生发展过程中，与易学是联结在一起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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