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周易》的通变思想是历史盛衰论的精髓
首先，我们讨论《周易》通变思想的内容，然后再分析这种通变思想对古代史学家产生怎样的影响。
《周易》的作者在历史认识上富有特色的是通变思想。通变史学思想首先体现在对历史过程的认识上。《系辞下》说“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这是《易》的通变思想的典型表述。
《周易》认为，世界是一幅穷通变化的流动场景：
《系辞上》，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
《系辞上》：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
《系辞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丰·彖》：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革·彖》：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自然天象的各种变化在变通中呈现出盈虚消息的波动；社会历史与自然一样，也是在变，它表现为盛衰的变动，历史既有兴盛时，也有衰败时，表现为历史兴亡的交替。见盛观衰的历史思想后来也就成了史家总结历史的通变思想的来源。
《周易》的古史观念中通变思想又明显地包含进化的认识。《系辞下》把人类的起源、初民社会的进化过程描绘出来：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羲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
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杵臼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
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远古不是什么黄金时代。先民是在极端困难的环境里发展生产、逐步改变生活条件的。远古社会的进步表现在各个方面，既体现在生产、生活上，也表现在文化上；既有经济方面的内容，也有社会管理方面的内容。社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才有交换的发生、文字的产生和社会权力的形成。
《序卦》中还对人类社会的产生、发展有一总的说明：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
这表明人类是自然演变的结果。君臣上下礼义等级制度不是与天俱来、亘古不灭的东西，它是历史的产物。
那么，尧、舜以后的社会情形怎样呢？《周易》没有系统的描述，但是，从一些片断的内容，还是可以看出一个大概来。“丧羊于易”（《大壮·六五》），说的是掠夺。《噬嗑》卦彖辞：“利用狱”从初九爻辞：“屦校灭趾”到上九爻辞：“何校灭耳”，以及《鼎》卦中的“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鼎·九四》）等，都反映了统治者刑法之残暴。把这些零零星星的材料集中起来，至少说明夏商周三代的社会并不是充满仁义的时代。很可注意的是，《周易》没有大段文字讴歌三代，三代在《周易》作者心目中，不是天理流行的世界。
《周易》的作者表现出对历史前途的关怀，《系辞下》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又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中充满了忧患意识，表现出对历史命运的关心，对历史前途的瞻望。
与历史盛衰论相关的是社会变革思想。《周易》的作者以通变的史学思想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要求：“通其变，使民不倦。”（《系辞下》）主张要顺应历史潮流而动。“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断天下之疑。”（《系辞上》）等等。后世史家根据这些认识，论证历史变革的必要与必然，成为一种历史变革的理论。
总之，《周易》的通变思想、古史观念以及关心国家民族前途的忧患意识和历史变革理论，对以后的史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史学家按照各自的理解，认识历史，编修史书。由于认识上有差异、有高下之别，他们编撰的史书也就有优劣之分。
先秦时期，史官以易理来评论历史、预断历史的前途，在“观国之吉凶”上提供了依据。如《左传》鲁昭公三十二年，记载史墨以解《易》方式，指出鲁国历史发展的趋向；依据矛盾对立变化的思想，论证“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变动，是一切事物运动的普遍法则，并且指出这个历史大时代的特征，是：“三后之姓，于今为庶。”这种通变的眼光又和对现实深邃的、正确的分析结合起来。鲁国国君丢弃百姓，而季氏却争取民心，“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这就造成季氏要夺取大权的内在依据。
司马迁写《史记》的主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通变思想认识历史发展过程，是司马迁史学的特点。他把历史作为一个完整的盛衰变动的过程来把握，进而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他的见盛观衰的思想，说明盛衰两个对立的因素是相互联结在一起的。具体盛衰的变动，又使社会发展显示出不同的阶段。依据通变思想，他体察到自然与社会，变是一种必然，“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在《平准书》中说：“汤、武承弊易变，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为治，而稍凌迟衰微。”在《高祖本纪》中说：“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司马迁论殷代历史进程，论秦的兴衰，论楚汉之争，论西汉七十年的变化，都是一种通变的历史眼光。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不但应用《易》的通变思想，而且予以丰富和发展。
此后，历代思想家，史学家以通变思想论历史的盛衰变动，成为一种传统。到了两宋， 不少学者把通变思想与理学的观念结合起来。使这种通变思想带有时代的特色。
欧阳修是庆历新政的主将之一，他的历史变革思想较为突出地表现出通变的思想。他认为“天人之理，在于《周易》否泰消长之卦”（《居士集》卷四十二，《送张唐民归青州序》）。他对通变的思想作过较为深刻的阐述，他说：
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也。久于其道者，知变之谓也。天地升降而不息，故曰天地之道久而不已也。日月往来，与天偕行而不息，故曰日月得天地而能久照。四时代谢，循环而不息，故曰四时变化而久成。圣人者，尚息消盈虚而知进退存亡者也，故曰圣人久于其道而化成。（《易童子问》卷一）
欧阳修看出通变是天地日月自然运动的法则，也是社会人事上的进退存亡的法则。他又把这称作“理”，说：“凡物极而不变，则弊；变则通，故曰‘吉’也。物无不变，变无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居士集》卷十八，《明用》）他又说：“困极而后亨，物之常理也。”（《易童子问》卷二）“夫物极则反，数穷则变，此理之常也。”《居士集》卷十七，《本论下》）
依据通变之理，欧阳修提出一系列变革政治的主张，他在《新五代史》中表述的重民、重德政的思想以及关于朋党的议论等，都是他的变革思想的组成部分。
两宋史学家注意以通变的思想总结历史，总结宋代变革的经验教训，马端临是代表，他批评王安石的变法以《周官》行事，是“不知时适变”。宋代有人主张复井田、封建，以缓和社会矛盾。马端临说，历史上成功的东西，由于条件变化，未必适用于后世，强行井田、封建，“此书生之论，所以不能通古今之变也”（《文献通考》卷二百七十五，《封建考十六》）。
王夫之以《周易》的通变思想论历史兴衰，极为深刻，把中国古代史学思想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王夫之以易理解史，一方面，论说历史的变化，指出历史的变化是一种必然，又一方面重视在历史盛衰变动中人事作用的意义。他说：“《易》曰：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圣人知天而尽人之理，……应人以其时则志定，时者，圣人之所不能违也。”（《读通鉴论》卷七）兴亡变动的根源在内而不在外，“溃于内者，必决于外”（《读通鉴论》卷十三《成帝》）。
王夫之的历史兴亡论和变革现实的主张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以通变的眼光把古与今联系起来。他在《周易大象解》、《读通鉴论》等著作中，论说人们从易象中体察世界万事万物在变革之中，变中又有常，革中又有因，谈变革又要注意时势、条件。简单以复古、复三代的办法行变革，还要说这是古先圣之大法，实在是“自欺以诬天下”（《读通鉴论》卷二《文帝》）。他又说：“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概之今日者，君子不以立事；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后日者，君子不以垂法。”（《读通鉴论·叙论四》）
王夫之从《易》的通变思想出发，认为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种通识，他说：“经国之远图，在乎通识。通识者，通乎事之所由始，弊之所由生，害之所由去，利之所由成。”（《读通鉴论》卷二十二《玄宗》）治国、变法无疑可以从历史的兴亡成败中找到经验教训，诸如退小人、用贤才，不可盲目聚财，要保民等，这些王夫之也都提到了，但王夫之又指出，用通变的思想处理事务更为重要，对历史上的治世、圣世的经验，也有一个是否善于学习的问题。王夫之说：“故善法三代者，法所有者，问其所以有，而或有革也；法所无者，问其何以无，而或可兴也。硅遵而步效之，黠民乃骄，朴民乃困，治之者适以乱之。”（《读通鉴论》卷二十八《五代上》）盲目提倡效法三代，以三代的模式变革现实，其效果只能是适得其反，欲治反乱。司马光作《资治通鉴》，“资”、“鉴”两字是他著史的宗旨，他企图以维持等级名分的礼制，使社会安定，达到“跻尧舜之治”的目的。司马光的失误从思想方法上说，就是违背了通变的要求来谈历史的兴亡教训。王夫之批评过司马光，说：“夫古今异时，强弱异势，战守异宜，利害异趣，据一时之可否，定千秋之是非，此立言之大病，而温公以之矣。”（《读通鉴论》卷二十六《文宗》）
王夫之从理论上说明了以易学的通变思想总结历史经验的价值与意义，他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读通鉴论》卷六，《光武帝》）又说：“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然则治之所资者，一心而已矣。以心驭政，则凡政皆可以宜民，莫匪治之资；而善取资者，变通以成乎可久。”（《读通鉴论·叙论四》）据此，王夫之又指出借鉴历史的一个思想是，“天下有定理而无定法”，他说：“天下有定理而无定法。定理者，知人而已矣，安民而已矣，进贤远奸而已矣；无定法者，一兴一废一繁一简之间，因乎时而不可执也。”（《读通鉴论》卷六《光武帝》）要因时立法，才是善师古者。总之，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不能脱离现实的条件，这也就是王夫之强调“时”的意义，要趋时立本。从《尚书》的殷鉴思想，到司马迁的“见盛观衰”思想，再到司马光的鉴盛衰的编纂史书主张，直到明末清初王夫之通变的历史兴亡论，古代中国论历史兴衰的史学思想才发展到了自己的高峰。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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