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周易》在近代史学上的价值
鸦片战争以后，救亡图存是中国首要的任务，中国学人一方面意识到要放开眼界看世界，吸收西方的学术思想，同时从中国传统的文化宝库中寻找变法图强的思想武器。他们看到公羊学中进化思想的意义，同时，许多学人也从《易》学中找到通变思想，作为变法的理论依据。王韬、康有为等都是这样的代表。王韬说：
《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知天下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也。上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古；中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三代。自祖龙崛起，兼并宇内，废封建而为郡县，焚书坑儒，三代之礼乐典章制度，荡焉泯焉。三代之天下，至此又一变。……至今日而泰西大小各国，无不通和立约，叩关而求互市，举海外数十国，悉聚于一中国之中，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几于六合为一国，四海为一家。秦汉以来，至此而又一变。（《韬园文录外编·变法中》）
面对世界的剧烈变动，“即使孔子而生乎今日，其断不泥古昔而不为变通有可知也”。应当变革，这就是结论。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周易》在疑古思潮的冲击下，被剥去了古人加在上面的神秘外衣，从神圣的经学的圈子解放出来，成为古史研究对象。近代易学走的是与古代易学不同的路数。首先，以清醒的意识认识《周易》，把《周易》从神的启示录还原为世俗的作品。揭掉了“古圣人的名号作了的包皮”（容肇祖《占卜的源流》）。交待了《周易》从“六经之末，跳到六经之顶”的原委（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其次，跳出了象数、义理之争的圈子。以人世历史的事实来解释《周易》。“我们据其文以证古史，而殷代古史事乃得有切实的记录。”（容肇祖，《占卜的源流》）如顾颉刚在《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把甲骨与《周易》相互参证，又结合《诗·大明》等，考订“帝乙归妹”这件事，是《诗经》中文王迎亲的事，并进而透视商周的关系，这本身就是一个突破。
应该提到的是郭沫若在易学上的成就，《周易》研究是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事业的组成部分。郭沫若《周易》研究的贡献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以社会史的眼光认识《周易》。认为“《易经》是古代由原始公社制度变为奴隶制度时的产物。第一个变革是在殷、周之际达到完成。第二个变革的完成是在东周以后”。后来郭老的看法虽还有变化，但他以社会史的眼光认识《易》，是应当肯定的。
2.把《周易》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史的材料，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存在的反映。他说：研究《周易》，如果把这些表示现实生活的文句分门别类地划分出它们的主从来，我们可以得到当时的一个社会生活的状况和一切精神生产的模型”。他在《易》的材料中，分析出古代生活基础、社会结构和精神的生产三个部分。
3.剥出辩证法的合理内核。郭沫若从阴阳爻的象征、从《周易》中成对的概念中，看出其对事物的理解、事物的运动观中含有辩证法因素。郭老把《周易》中辩证观念归纳为三点。第一，“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第二，“阴疑于阳必战”；第三，“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周易》中蕴含着对立统一、矛盾斗争、转化、运动的观念。
4.指出《周易》二重性的特征。指出了其中的神道设教的欺骗性实质与折衷主义的特点。可以说，到现在，郭沫若的论述仍是我们对《周易》应采取的科学态度。
为了发展新史学，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收世界上各种有益文化的精髓，更要注意吸收我们民族史学宝库中的精华。研究《周易》的思想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不但对我们了解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和特点是必要的，而且对发展我们今天的新史学也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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