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多元文化格局到独尊儒术的历史转折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1）思想学说的创造也必须从已有的条件作为出发点。司马迁社会思想的形成有其特殊的时代机遇，他正处于由西汉初期文化思想的多元格局转向汉武帝开始实行独尊儒术的历史交叉点。这种文化背景对其社会学说的产生具有两层意义：由于前者，司马迁吸收了各家学说的营养，继承了由战国到汉初学者们勇于提出独立见解的思想风格；由于后者，使他的思想由于经受了专制主义的磨炼而更加闪射出光辉。
汉初各家学说并存的局面，一般称之为战国百家争鸣的余波。这一局面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秦兼并六国后，实行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专制主义，“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以为只要推行极端的法家路线就可以维持万世的统治。结果适得其反，激起了民众的强烈反抗，使其专制统治迅速灭亡。西汉皇朝是在反秦战争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统治者适应时势的要求，实行黄老“无为”政治，与民休息。文化上也无力多加干预，思想控制骤弛，出现了秦始皇和汉武帝文化专制政策之间的一段空隙。思想家们则吸收了秦亡教训，谴责秦的暴虐和专制，他们继承先秦思想家的各种论点加以发挥，同时各个学派之间互相吸收，形成汉初文化思想上多元的格局。
综观汉初呈各家学说多元并存的局面是：黄老学说在汉初称盛，帝王如文、景，后妃如窦太后，将相如曹参、陈平，学者如盖公、黄生等，都是黄老之学的信奉者或传授者。黄生曾在景帝面前与儒者辕固生辩论，黄生的说法受到景帝的袒护。汉初六七十年间连续执行黄老“清静无为”的政策，使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而同时，儒学在此期间的作用尤呈上升趋势。陆贾对高祖称说《诗》《书》，提醒他要采取由武力转变为施行“仁义”的政策。叔孙通为汉制礼仪，卒为汉家儒宗。文帝时贾谊从儒家立场出发提出加强中央集权的主张。上述三人的建言和作为，代表儒学在汉初数十年间几项重大问题上作出引人瞩目的贡献，因此使儒学地位得到提高。法家学说在汉初也有其影响，如晁错以学申商刑名之学进身，在对策中论述法治的重要性，主张“功高者赏厚”，“罪重者罚严”，被文帝列为高弟，并得到擢升。
饶有兴味的是，汉初思想家论述其社会政治主张，又不拘一家之说，而能兼采各家之所长。他们处在“汉兴，海内一统”的新时代，国家出现了空前的统一局面，各地区的联系大大地加强，北起燕代、南至江楚、西达陇蜀、东临海滨，各地区的居民汇合成为统一的民族--汉族。由于这一伟大时代的推动，各家学说也出现互相吸取、汇合的趋势。这跟战国时期各国纷争、社会急剧动荡而形成的文化特点迥然不同。战国百家争鸣显示了学术的繁荣，但诸子各是代表不同阶层或阶级的不同学派，为了各自的利益，必然要通过互相辩难击败对手，扩大自己的影响。如庄子强调“百家众技”“不能相通”，“必不合矣”（12），天下的道术相分裂。荀子把各家学说统统视为“枭乱天下”的“邪说”、“奸言”，当世之要务是使它们灭绝，“以务息十二子之说，如是则天下之害除”。（13）韩非子攻击儒、墨为“愚诬之学，杂反之行”（14），纯属无知欺骗之说，有害于治理国家，必须予以排斥。跟上述战国诸子强烈否定、坚决排斥其他学派的态度相反，汉初思想家十分重视吸收融合各家学说。陆贾首开风气，他的名言是：“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他从儒家观点强调“德政”和“仁义”，同时又宣扬“无为”，治理国家要“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明显地吸收了道家的学说。他又兼有法家“功利主义”的色彩，主张“建国强威，辟地服远”，鼓吹“征敌服众”，并批评伯夷、叔齐式的消极避世行为。（15）贾谊的学说具有亦儒亦法结合的特点，认为治理国家应该“礼义”与“刑法”并重。故司马迁称贾谊和晁错“明申韩”，而《汉书·艺文志》却把“贾谊五十八篇”列为儒家。贾谊对于黄老学说亦有吸收，故主张“约法省刑”，与民休息。晁错以重视法治、削直刻深著名，而他又曾被派到伏生处学习儒家经典《尚书》，学完后向朝廷“上书称说”。他讲人主应该熟练掌握的“术数”，就有“忠孝事上”的儒家训条。（16）
到了司马谈著《论六家要旨》所显示的文化旨趣，已经指明了司马迁学术思想的途径。《要旨》是对于汉初各家学说互相吸收这一趋势的发展和总结，对各个学派有批评也有肯定，而又特别强调各派的贯通融合。他明言各家学说都是“为治”，只是提法不同，归根结底，都是殊途同归的，也就是说，对各家学说只要取舍适当，都能为治国服务。《要旨》在评论各家的短处之后，分别肯定各家的长处，因此可以认为此篇是司马谈兼采各家以形成自己一套社会观点的尝试，至少是表达出这种强烈的愿望。这对司马迁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总之，汉初文化思想多元并存、互采众长的格局，是在国家统一的时代条件下，对于以往各学派互相排斥的一种超越。汉初思想家惩于暴秦“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的严酷教训，而愈加珍视各家学说中所具有的价值，转向吸收各家之长以著书立说。这种学术多元化局面，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伟大进步，从而成为司马迁社会思想成长的肥沃土壤。当时，封建制度上升时期的创造活力，国家的空前统一，民族的融合，文化上各家互相吸收补充，为他的著述提供了极好的时代机遇，使他开阔了视野，决然抛弃前代学者自封畛域的偏狭见解，养成了珍视民族文化遗产和自由表达思想的高尚志趣。
《史记》的撰著，又处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时。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当然使司马迁的议论不得不有所忌讳，影响他自由思想的发挥，这在《史记》字里行间多有流露。但从另一面说，专制政策的压力却又使他更加认识各家并倡的可贵，更加向往自由表达意见。《报任安书》中举出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歌颂这些古圣贤虽身遭困厄，却以坚韧毅力完成著述，“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写出自己心中的“道”。他以此自喻，表示自己要效法他们，著书以“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为了实现这一愿望，“虽万被戮岂有悔哉！”这些话即是司马迁渴求抒发独立见解，对于专制淫威示不屈服的明证，使他的文章充溢着迥异乎平庸之见的“奇气”。因此，由多元文化格局转入思想专制，反而更激起司马迁追求自己社会理想感情的迸发，如同宽缓的水流骤入险滩狭谷而发出轰响，溅起层层浪花。司马迁记载董仲舒行事，却不载其《天人三策》，可以视为是他对于文化专制的抗议。而其时独尊儒术的政策刚刚实行，统治者尚未能编结成严密的文网，封建正宗思想尚未有后世那样强大的禁锢作用，具有卓越的进步意义的巨著才有可能在这个历史关口产生。司马迁社会思想的主要内涵包括互相有机联系的三个方面，即在政治上反映平民阶层的要求，经济上主张富民、重视发展工商业，文化上广泛容纳和吸收百家之所长。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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