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对匈奴采取何种政策才比较得当呢？司马迁在《律书》作了回答，他借称赞汉文帝执行先帝“劳民不可烦”的政策，对匈奴“坚边设候，结和通使，休宁边陲”，一面严守战备，一面结和往来，防其掠夺，又避免连年征伐之苦，由此造成文帝时期天下太平景象，“故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天下殷富”，讲出他不同于朝廷政策的独立看法。以此更证明他主张“安民”，反对滥用民力，大事征伐。
“安民”离不了政治清明，决策正确，所以必须“任贤”。这是司马迁的又一明确主张。他认为武帝对匈奴的政策建功不深，原因即在辅助皇帝决策的将相不得其人，由此而深深感慨文武贤材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20）他还进一步指出国家之安危存亡决定于所任用大臣的品德与材能：“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贤人乎，贤人乎，非质有其内，恶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21）
“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这是司马迁针对现实政治问题提出的很有光采的论点。在皇权制度下，皇帝具有最高权力，只有最亲近的大臣才能产生影响，匡建补救，使专制君主做出明智的决策。所以能否“任贤”与保证“出令”正确，密不可分。司马迁冀求出现君臣相辅相成、互相告诫的局面。故在论列历代重大仪典之一的《乐书》开篇，他含义深长地议论说，“余每读《虞书》，至于君臣相敕，维是几安，而股肱不良，万事堕坏，未尝不流涕也。”他正确地总结了贤臣通过诤谏、可以制约皇权的历史经验。
司马迁还认为贤臣应该具备见义勇为和敢于直谏、救弊补过的品质。在古代人物中他敬佩晏婴。齐国大臣晏婴一生节俭，“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又崇尚气节，“国有道，即顺命；国无道，即衡命。”《齐太公世家》载：齐景公好治宫室，聚狗马，奢侈，厚赋重刑。时彗星见，景公畏惧叹息，群臣阿近其意而哭泣，独晏子正词谏曰：“君高台深池，赋敛如弗得；刑罚恐弗胜，茀星将出，彗星何惧乎？”正告他若不革除弊政将有更大灾祸！颟顸的景公仍毫不觉悟，问：“可禳乎？”晏婴断然否定：“使神可祝而来，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万数，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胜众口乎？”因此司马迁对晏婴表达了极高的崇敬：“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忻忻慕蔫。”（22）显然，他把晏婴关心民众疾苦、敢于犯颜直谏的品质，视为贤臣的楷模。
在当时大臣中，司马迁赞赏汲黯、郑当时，为两人写了合传加以表彰。他明白写出汲黯是武帝时位居九卿而敢于面折廷争的难得人物，重点记汲黯刚直与武帝专制之间的多次正面冲突，如：汲黯批评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公孙弘巧于逢迎，张汤舞文弄法罗织人罪以邀功，汲黯揭露了他们，而使自己处于危殆境地，“弘、汤深心疾黯，唯天子也不悦也，欲诛之以事。”黯见武帝，却讽刺他宠用佞臣的做法：“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浑邪王来降，武帝为摆体面，要大量征用民间马匹，治长安令之罪，黯挺身而出竭力反对，指出这样做是“令天下骚动”；又写武帝因得大宛千里马，陶醉在虚夸自大心理之中，作歌诗，歌于宗庙，汲黯出来谏阻，认为这样做上不合先帝之制，下不符百姓之意，由此遭公孙弘借机陷害，向武帝称：‘黯诽谤圣制，当族！”司马迁有意把汲黯的刚直守节、武帝的专制、公孙弘的谄媚阴险对立来写，从一个侧面深刻批评了专制政治的积弊和官场风气的恶浊。郑当时也是武帝时贤臣，他守节廉洁，不治产业，礼贤好客，以广荐贤材为己任，“每朝，候上之间，说未尝不言天下之长者。其推毂之士及官丞吏，诚有味其言也，常引以为贤于己”。“闻人之善言，进之上，唯恐后。”（23）
司马迁主张“任贤”，自然对持禄尸位之臣要加以贬责，对专横跋扈之徒更要痛加抨击。他对身居丞相高位、只有唯唯诺诺、无所建树者有严切的批评，说：自申屠嘉死后，景帝时丞相陶青、刘舍，武帝时丞相许昌、薛泽、庄青翟、赵周等，“皆以列侯继嗣，媞媞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发明功名有著当世者。”司马迁借描述武安侯田蚡所作所为，更活画出一个新贵的典型。田蚡是景帝后之同母弟，当其未得势时，卑躬屈膝依附有权势者，在酒宴上“往来侍酒魏其（按，指魏其侯窦婴，时为大将军），跪起如子姓”。武帝登位后，田蚡遂得亲幸，“日益横”。后任丞相，“由此滋骄，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而市买郡县器物属于道。前堂罗钟鼓，立曲旃，后房妇女以百数，诸侯奉金玉狗马玩好，不可胜数。”并诬告陷害已经失势的魏其侯，称他与灌夫二人“腹诽欲反”。（24）田蚡身为丞相，奉邑在河北，当黄河瓠子决口时，田蚡为了使洪水不淹自家田，竟反对塞决口，在朝廷之上谎称“塞之未必应天”。（25）司马迁载下田蚡种种劣行，是对这个仗势横行、贻害百姓的新贵无情地加以鞭挞。对于不惜耗尽国力民力、只求立功受赏的卫青、霍去病，司马迁在《李将军列传》中以无可辨驳的事实，揭露他们对一代名将的加害。篇末又写李广之子敢被霍去病假装射猎失手将他射死，显然是更深一层谴责权贵的专横狠毒，并且尖锐地讥讽武帝对宠臣的私袒。
作为一个思想深沉、见解敏锐的学者，司马迁对“今上”汉武帝并不是一味揭露讽刺，对汉武帝雄才大略，多所设施，他是予以赞扬的。《史记·今上本纪》本文已佚，内容不得而知，而《太史公自序》言其撰述之旨则云：“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自序》又载他回答壶遂的话：“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他这样称颂汉武帝的功业和隆盛局面，也是符合实际的。揭露其阴暗面，歌颂其光明面，二者相反相成，充分证明这位伟大史家的严肃责任感和深刻洞察力。那种“谤书”的说法，纯属曲解。然而，司马迁又毫不隐瞒他更加赞赏汉文帝，认为他才是理想皇帝。《孝文本纪》赞语说：“孔子曰：‘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汉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在这篇本纪中，他详细地、赞赏地记述各项德政：宽刑，纳谏，重视农业，轻徭薄赋，节俭，露台计值百金而罢建，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因而司马迁推崇文帝“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司马迁对文帝、武帝政绩的不同评价，反映出他以自己的标准来评判最高统治者，不为威势压力所左右。
上述诸项，对连年征伐、滥用民力的批评，对任用贤材的渴求，对于宽刑、纳谏、节俭、减轻剥削的汉文帝的赞扬，归结起来都是反映平民阶层的政治要求，表达了他冀望政治清明、“使民不倦”、“海内殷富”的社会理想，并期待后世贤王君子予以实行。
司马迁反映平民阶层的政治要求，还表现在他谴责封建专制统治下法令的苛刻和执法上枉定人罪的奸险行为，如《酷吏列传》对张汤窥伺人主喜怒以断狱，有力地加以揭露。司马迁关注平民阶层，赞扬他们具有自己的道德。《游侠列传》称颂布衣之侠舍己为人、扶危救困的品质，讽刺权势人物道德的虚伪，他们标榜仁义，干的却是窃国的罪恶行为。他评价陈涉起义的伟大功绩：“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26）更是表达对平民阶层伟大力量的礼赞。（未完）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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