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史学发展的历史上，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明天人之际”的会通思想，何以在沉寂了一千多年之后，又被南宋的史学家们奉为旗帜，并且演为一代风气呢？这首先得力于宋代学术思想的解放。
如韩愈在中唐开启了宋代经学由词章向义理的风气一样，与韩愈同时代的李翱道出了宋代史学由恪守先人浮言而转向从制度沿革寻讨社会变化之道的先声：“凡古圣贤得位于时，道行天下，皆不著书，以其事业存于制度，足以自现故也。”李翱虽然是在阐发荀子“欲观圣人之迹，则于其{K1B807.JPG}然者矣，后王是也”的思想，在先儒经传开始受到怀疑的时代，这无疑透露出向史事本身探究社会发展之道的意向。唐代启蒙者的绝响，到了宋代，却得到了热烈的响应。经学由固守章句注疏到标新立异，探究义理，以及对儒家传注的非难，直逼到《孟子》、《易经·十翼》等经义自身，其结果便是开创了宋学“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15）的新天地。
稍迟于此，到了北宋中后期，史学也开始酝酿着变革。如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虽为垂鉴后世，何尝不是一种追求立名教、明统纪，探究义理的尝试。当被奉为体现圣贤微言大义的《春秋》经解都遭到公然怀疑时，《春秋》大义一直被奉为史笔的典范意义也一起被动摇了。是非取舍的价值标准被归结为一个--“理”，或者“义理”，旧有权威当然降了下来，在思想上破除了迷信的宋儒看来，“史”不仅是体现经义--比如《春秋》式的褒贬大义--的记事，更应体现社会发展的自身规律--理、道来。正如宋末元初胡三省所总结的那样：“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史可以少欤！”（16）虽然仍有鉴戒的意义，却远不止经义的衍化了。
所以，学风一变为“穷理”，使人们对历史的看法发生了根本变化。这就是到了南宋连一向被认为偏重天理性命的朱熹，也提出了不拘流俗之见，读史须晓义理的要求来。并且，提出当从整体上把握历史，批评“无人就尧舜三代原头处理会来”。
这当然还可以从南宋的社会背景找到原因。偏安江南一隅的王朝，和宋金时和时战的危亡形势，对南宋的士大夫无疑是一种强烈的刺激。经世致用的儒家传统，促使人们在历史上寻找可提供深远意义的借鉴，探寻历史上王朝盛衰、天下分合的规律。“天下之变虽无穷，天下之义理固有止，”会通，即正符合这种求其贯穿通彻之意的愿望。
南宋之前，史学家言“通”，如刘知几的“通识”，还仅限于对一事物、一制度的源流的根究，而南宋史学家们探究的会通大义，已深刻地改变了他们对历史的看法，尤其在对社会发展规律、人民的作用，帝王的地位及其与人民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上，表现为一种新的历史哲学。
“会通”首先是求知社会发展的相因之道，马端临对此认识最为深刻。他认为，社会政治制度的产生是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关的。以西周分封制为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是分封诸侯，蕃屏天子的物质条件，表现在道德上则是“天下为公”。及秦始皇统一天下，废井田而捐田产以予百姓，则分封建侯的基础随之消亡。所以，秦汉之后，虽然一再重演分封建侯的尝试，无不与藩屏中央的初衷相背，徒召动乱而已。又如井田制，自秦统一六国后，一直到宋代，始终有人企图以恢复井田之制来解决土地兼并问题。马端临则尖锐地指出：“欲复井田，是强夺民之田亩，以召怨仇”（17），原因是，“时异势变”，即社会条件发生了变化。他虽然未能意识到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却感觉到并且强调这是一股不可逆行的“势”。唯其如此，历史上商鞅以废井田、杨炎以坏租庸调而负恶名，“后之为国莫不一遵其法，一或变之，则反至于烦扰无稽，而国与民俱受其病。”
由阐发孟子保民观点，进而肯定历史上“人”、“人民”的地位和作用。陈亮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总结，提出了“天下大势之所趋，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18）的响亮口号。吕祖谦则指出“人纪”是由众人所建，制度命令，当应把“民”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命令之设，所以为民，非为君也，焉有未能生之而已杀之者乎？”而国家的兴亡，主要看下情上达通塞否，“盖国之根本，全在小民，其兴其亡，不在大族，不在诸侯，不在奸雄、盗贼，止在小民之身”（19）。由此可见，在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较之司马迁的天人感应的历史哲学，在南宋的历史哲学观念中，“人”已经是一个“大写的人”了。
穷通古今天下之变，探究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以“理”作为建树的标准，所以，象征封建统治秩序的帝王的权威也开始失去了昔日的灵光，成为被衡量的客观对象。“古人未有不先知稼穑而能君其民，以使协其君者。”君主既然君临天下，就应该洞悉民间的生活。叶适则以志于利否为评价君主的标准，“夫济世拨乱，必不志于利。今朝为匹夫，暮为帝王，利之而已。”甚至对向来受到崇奉的汉高祖和唐太宗，亦加以抨击，“与群盗争攘竞杀，胜者得之，皆为己富贵，何尝有志于民！以人命相乘除，而我收其利，犹可以为功乎？”（20）这是多么痛快淋漓的语言。
对历史的看法，正是对现实社会的观点的折射。我们不难感觉到，南宋的历史哲学观念里，在论述君民关系和社会发展的观点上，已经透露出追求理性的近代启蒙思想的萌芽。实际上，明清启蒙思想家许多有关社会历史的杰出思想，都可以在南宋，尤其是浙东学派的历史哲学里找到它的渊源。
注释：
①《报任安书》
②《通志总序》
③《宋史》卷四三四（P.12883）
④《宋史》卷四三四（P.12886）
⑤《陈亮集》卷二十八《又甲辰秋书》（答失元晦）
⑥⑦⑧叶适《习学记言》，见《宋元学案》1802、1722、1722、1783页
⑨《陈亮集·六经发题·书》
⑩《陈亮集·六经发题·周礼》
（11）（12）（13）（14）《文献通考·总序》
（15）《宋史》卷四二七《周敦颐传》
（16）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
（17）马端临《文献通考·总序》
（18）《陈亮集·人法》
（19）《东莱博议·书说·召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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