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五帝本纪》以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为五帝，此说本于《大戴礼记》。然据《大戴礼纪丹帝系篇》则帝喾为黄帝之曾孙，颛顼为黄帝之孙，尧与弃、契皆为帝喾之子，舜为颛顼之六世孙，禹乃颛瑞之孙，而夏、商、周三代之始祖皆黄帝之后，但世次年代全不相合，崔述引欧阳修所作《帝王世次图序》斥其荒谬，并进一步加以批驳，其言不必引述，他提出一个好的解释，可供我们认识传说中帝王世次的参考。兹录之如下：
盖凡说上古者皆以后世例之，故以为相承不绝；不知古之天子无禅无继，有一圣人出焉，则天下皆归之而谓之帝，圣人既没，则其子孙降而夷于诸侯，又数十百年后，复有圣人出，则又归之，如是而已……学者知上古自上古，虞夏自虞夏，商周自商周，则经传之文皆了然不待解；启之继统，汤武之革命，皆显然无可疑矣。余尝读《春秋传》，襄、昭之世较之定、哀已不同（贤按：从下文看，疑此句当作“定哀之世较之襄、昭已不同”）、闵、僖又不同，隐桓之世则迥乎判然矣，二百余年之间犹如此，况自平王以上，至于牺、农、黄帝之时上下三千年，安得以一例例之乎？
这在二百年前真是非常明白通达之言，难能可贵。必有此眼光，才能理解纷如乱丝的古代帝王世系的纠葛。
5.自邹衍创五德终始说以说明古代帝王的相代，在两汉极为盛行，崔述则力斥其妄，这也是崔氏对古史的一大贡献。他说：
帝王之兴果以五德终始，此乃天下之大事也，二帝之典，三王之誓诰必有言之者。即不言，若《易》、《春秋传》穷阴阳之变，征黄、炎之事，述神怪之说，详矣，亦何得不置一言也？下至《国语》、《大戴记》所称五帝之事最为荒唐，然犹绝无一言及之。然则是战国以前原无此说也明矣……五德终始之说起于邹衍，而其施诸朝廷政令，则在秦并天下之初，《史记·封禅书》及《始皇本纪》、《孟子荀卿列传》言之详矣……《史记》云：“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不可胜数也”。则是司马迁固已非之矣。……然衍虽有五德终始之说，而初不以母传子，固未尝以木、火、土、金、水为五帝相承之次第也（贤按：此为五行相生说）。以母传子之说，始于刘氏向、歆父子，而其施诸朝廷政令，革故说，从新制，则在王莽篡汉之时，《汉书·律历·郊祀》两志言之详矣。……是以王莽自言火德销尽，土德当代，而光武之起亦据“赤伏符”之文，改汉为火德，用歆说也，……以莽之诈，方且借《虞书》，讬《周官》，以饰其篡，其用歆说以欺天下固宜，后之学者何为而皆祖述其欺人之言耶？（《补上古考信录》卷下《后论》）
按阴阳本自然现象，五行本自然物质，而“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野心家利用它创立种种怪论，以取富贵，甚至窃取政权，在汉代流毒最广，崔述加以驳斥，对古史研究上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6.西周以来，载籍较多，问题也多。崔述在《丰镐考信录》里提出很多辨伪的议论，但有得有失。例如：他认为西伯并未称王，文王是追封；武王十一年伐纣，并不是继文王之年，认为那是汉人的谬说；加以批驳；驳斥今文《泰誓》“赤鸟”，“白鱼”的神怪之论，又否认伪古文《泰誓》的谬说，并指出其抄袭古书痕迹，这些都很精采。本文只能举一例，以概其余，至于其它有可商者将于下节述之。
《史记·周本纪》：“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又说：“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这两句话显然有矛盾，前句称文王为西伯，不称文王，表明西伯未称王，后句则说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但受命在何年？则以虞芮质成之年为称王之年。一个“盖”字表明司马迁对此说也有疑问，因为虞芮质成与受命称王这两事没有什么联系。崔述否认文王曾称王，引欧阳修之言而加以补充。如文王称王，则必纪元，则又与书传所言武王纪元问题发生纠葛。《周本纪》以武王即位即称元年，伐纣在武王十一年，另一说则说武王即位乃继文王纪元，而不独自纪元。崔述则主《史记》之说，而驳武王继续文王纪元之说。关于文王生时只称西伯，王号乃武王灭纣后所追称；武王即位后称元年，十一年灭纣，并未继文王之元等改问题，拙作《关于周初年代的几个问题》（《人文杂志》1988年1期）有详细论证， 亦引及欧阳修及崔述所论，读者可参阅彼文，此处从略。
7.崔述作《考信录》，最先作的是《洙泗考信录》，此录经八年才成初稿，又经十九年才完成定稿，可见他对孔子行事的考证，做得非常认真。他不满意于《史记·孔子世家》，此录等于一个孔子传，用来代替《孔子世家》。他批驳了《世家》和《家语》关于孔子适周问礼的老子的事，一是“《史记》所载老聃之言皆杨朱之说”二是“谓敬叔从孔子适周而鲁君与之车马者亦妄也”。对《孔子世家》、《孔子家语》、《国语》等书中所记关于孔子的许多传说，崔述都加以批驳，其中比较重要并引起争论的是关于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孔子和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的两件事，《论语》记载了这两件事，并且说：“子欲往”，但终于未往。前者发生于定公十二年，据《左传》，此年“公山不狃（即弗扰）、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公与三子（贤按：指孟孙氏、叔孙氏与季孙氏）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二子奔齐，遂堕费。”崔述据《左传》说：
费之叛在定公十二年，是时孔子为鲁司寇，听国政，弗扰，季氏之家臣耳，何敢来召孔子！孔子方辅定公以行周公之道，乃弃国君而佐叛夫，……岂近于人情耶？费可以为东周，鲁之大反不可以为东周乎？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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