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考校训释为主的传统《汉书》研究
文字训诂，语意注释，史实考订及异文校勘工作是传统《汉书》研究的大宗，成就相当突出。
《汉书》文词简奥，好用古字，问世之时读者已感阅读困难，而且古人著书多有微旨，需经口授言传才能为人所知，所以，最早的《汉书》研究，就由班昭的训解揭开序幕。《后汉书·曹世叔妻（班昭）传》记载：“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这是《汉书》研究的最早记录。这种经师授受式的口耳相传之学大概一直延续到三国时期。《三国志·孙登传》载：“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命（张）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张昭的“师法”，很可能来自从班昭、马融递传下来的系统。
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汉书》地位不断提高，“至于专门受业，遂与五经相亚。①从汉末以来，为其作注的学者日渐增多，注释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唐颜师古《汉书叙例》列举此时的注释者即有服虔、应劭等二十三家。其中成就突出，影响较大的有服虔、应劭、晋灼、臣瓒、蔡谟五家。
隋唐时期《汉书》成为仅次于三礼的显学，研究工作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这是《汉书》研究的第一个高潮期。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二十·唐初三礼汉书文选之学》中对此作了详明的叙述：“……次则《汉书》之学，亦唐初人所竞尚。自隋时萧该精《汉书》，尝撰《汉书音义》，为当时所贵。包恺亦精《汉书》，世之为《汉书》学者以萧、包二家为宗。刘臻精于两汉书，人称为‘汉圣’。又有张冲撰《汉书音义》十二卷，于仲文撰《汉书刊繁》三十卷。是《汉书》之学，隋人已究心，及唐而益以考究为业。颜师古为太子承乾注《汉书》，解释详明，承乾表上之，太宗命编之秘阁。时入谓杜征南、颜秘书为左邱明、班孟坚忠臣。其叔游秦先撰《汉书决疑》，师古多取其义。此颜注《汉书》至今奉为准的者也。房玄龄以其文繁难省，又命敬播撮其要成四十卷。当时《汉书》之学大行。又有刘伯庄撰《汉书音义》二十卷。秦景通与弟{K1B705.JPG}皆精《汉书》，号大秦君、小秦君，当时治《汉书》者，非其指授，以为无法。又有刘纳言，亦以《汉书》名家。姚思廉少受《汉书》学于其父察，思廉之孙班，以察所撰《汉书训纂》多为后之注《汉书》者隐其姓氏攘为己说，班乃撰《汉书绍训》四十卷，以发明其家学，又顾胤撰《汉书古今集》二十卷。李善撰《汉书辨惑》三十卷。王方庆尝就任希古受《史记》、《汉书》，希古迁官，方庆仍随之卒业。他如郝处俊好读《汉书》，能暗诵，裴炎亦好《左氏传》、《汉书》。此又唐人之究心《汉书》，各禀承旧说，不敢以意为穿凿者也。”此时出现了对《汉书》的缩编、选编、勘误、评议等方面作品，说明《汉书》研究的范围开始扩大，研究方法逐渐丰富，研究程度也在加深，确实具备了专门之学的规模。
这一高潮期的代表作品是颜师古的《汉书注》。颜师古第一次对《汉书》作了全面整理。颜注吸收前此二十三家成果，校正了《汉书》文字，纠正了旧注误说，训释了书中疑难，在文字校勘，史实考订补充，注音释义解字及典章制度注释诸方面都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它的问世使《汉书》训读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直到现在仍是我们阅读《汉书》不可缺少的辅助工具。在《汉书》研究中颜注起了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颜注在史注体例上也有一些创新，在历史文献学上产生了一定影响。
《汉书》研究工作，“宋明以来校正板本之功为多。”②现仍存世的北宋景祐本由余靖、王洙等人“悉取三馆诸本及先儒注解、训传、六经、小说、字林、说文之类数百家书，以相参校，”③是印刷术推广后，第一次对《汉书》流传诸本进行系统整理形成的较好版本。此后较有价值的版本还有宋祁校本，南宋建安本，明嘉靖南监本和毛氏汲古阁本等。上述诸本刊行，解决了大量长期存在的讹夺衍倒之误，为《汉书》恢复本真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宋代《汉书》研究的领域在前人基础上继续拓展，出现了倪思《班马异同》、娄机《班马字类》等运用比较方法研究史、汉的著作。这不但为史、汉研究别开了生面，而且对丰富传统史学方法也有一定贡献。此时也有一些学者开始进行《汉书》某一部分的专题研究，王应麟的《汉书艺文志考证》是这方面的开山之作。
清代随着考据学的兴盛，《汉书》研究掀起了新的高潮，研究范围也较前广阔，在考订、辨伪、校勘、训释、补作、辑佚诸方面都出现了一些力作。钱大昭《汉书辨疑》，杭世骏《汉书蒙拾》，沈钦韩《汉书疏证》，齐召南《汉书考证》，李慈铭《汉书札记》，朱一新《汉书管见》等著作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汉书》的研究成就。清代三大考史名著--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有关《汉书》内容占了相当篇幅，不乏真知灼见，影响也比较大。由于清人治学法的精细，《汉书》的微观研究此时取得了空前的成绩。这一时期《汉书》研究成就主要是：1.在史实及文字考订上改正大量历代流传中出现的，及注释家解说上的错误。不但使该书训释及传刻中出现的错误得到纠正，而且使汉代许多暗昧不清的史实昭然于世，这就由《汉书》的功臣进而成为汉史的功臣了。2.文字校勘上，纠正了历代传本及版刻中的大量错误，大体恢复了《汉书》本真。王念孙的《读汉书杂志》取得了当时《汉书》校勘的最大成就。3.随着辑佚学的发展，前代《汉书》研究成果重新面世。臧庸辑隋萧该《汉书音义》，王仁俊辑汉许慎《汉书许义》及《汉书古注》、《汉书佚文》等，都为人们继续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材料。4.对《汉书》各部分的研究有较大突破，尤以《艺文志》、《地理志》研究成果为多，取得成就也最大。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拾补》，钱坫《新斠注汉书地理志》等都堪称名著。这为把《汉书》研究引向深入，创立了良好开端。总之，清代“研穷班义，考证注文，著述美富，旷隆往代，”③可以说是《汉书》研究的高峰期。
作为这一时期研究成果集中体现的是王先谦的《汉书补注》。这部书的搜罗范围相当广博，它以颜注为基础，吸收了隋代萧该、宋代宋祁、刘敞、刘攽、刘奉世以至清代顾炎武、齐召南、钱大昕、王念孙、俞樾等四十七家的《汉书》研究成果，同时参订者又有郭嵩焘、缪荃孙、李慈铭、叶德辉等二十家。《补注》除利用宋代以来，特别是清代的成果对《汉书》做了校勘外，主要是为考证《汉书》及汉史提供了大量翔实的参考材料。在《地理志》中，《补注》“于郦注诸水颠没毕备。同郡之水则云‘自某县来，下入某县’。隔郡之水则云‘自某郡某县来，下入某郡某县’。脉络毕贯，胪载无遗。更取历代水地诸书为之疏通发明，订正讹谬。读者因郦证班，即汉考古，然后递推诸史，上下数千年地理可以了然胸中。”⑤这是《补注》具有珍贵学术价值的例证。《补证》荟萃了历代研究成果，开创了《汉书》研究的新规模。虽然卷帙浩繁，难于寻检，但却资料完备，有便考证。一编在手，诸说毕具，为学者专家提供了很大方便。对于治《汉书》、汉史的学者来说，它的价值超过后来的中华书局点校颜注本。
《汉书》的评论，包括对义理的阐释工作，在传统《汉书》研究中居于次要地位。这方面成果较少，论述又很零散，是《汉书》研究的薄弱环节。
对《汉书》的评论，晋代始具规模，张辅和傅玄之论都有一定影响。张辅以为《汉书》有三点不如《史记》，其中因文字烦省不同而谓班劣于马是较为著名的议论，后人多有驳正。傅玄在总体上认为《汉书》“实命代之奇作，”⑥又在思想观点方面指责其“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抑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⑦刘宋时期范晔对《汉书》的评论已很系统，他说：“司马迁、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载籍之作，大义粲然著矣。议者咸称二子有良史之才。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娓娓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议论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⑧既肯定了《汉书》叙事的长处，又对其思想观点作了批评。傅、范二人的批评是否正确暂且不论，能把评价的着眼点放在大处，这就反映了他们史识之卓。他们为《汉书》研究开了个好头，可惜后世知音者稀，同调恨少。
接下来有影响的评论就是刘知几的《史通》了。《史通》所讨论的重点是史书编撰技术问题，它对《汉书》的评论也多着眼于此。刘知几首先肯定了《汉书》在体制上的创造：“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⑨他还把《汉书》作为纪传体的代表，认为史学六个流派中“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⑩指出“后来作者，不出《班荀）二途。”（11）刘知几赞成断代为书，对《汉书》难免有些厚爱，但他肯定《汉书》体例上的优点，指出后史多衍《汉书》之绪，在历史编纂学上《汉书》地位超过《史记》，则是正确的。刘知几还结合史书撰写技术问题，分别论述了《汉书》在论赞、采撰、言词、叙事、编次诸方面的优劣，大体是褒多于贬，立论也较公允。对于以往《汉书》评论，如傅玄、张辅等人之论，他也作了辩驳。刘知几所言容有商榷之处，但全面系统地对《汉书》作多方面研究，并给以恰当评价，刘知几是第一个人。遗憾的是，他对《汉书》义蕴阐发太少。
宋代评《汉书》影响较大的应数郑樵。在《通志·总序》中，他首先指责由班固始失司马迁会通之旨，然后说：“班固者，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由其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尽窃迁书，不以为惭。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资于贾逵、刘歆，复不以为耻。况又有曹大家终篇，则固之自为书也几希。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表耳》耳，他人无此谬也。后世众手修书，道旁筑室，掠人之文，窃钟掩耳，皆固之作俑也。固之事业如此，后来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测其浅深？迁之于固，如龙之与猪，奈何诸史弃迁而用固，刘知几之徒尊班而抑马？”郑樵治史注重会通，《汉书》则为断代史之圭臬，所以郑樵以班固为敌，意在破断代史垄断之的。过分的成见使他丧失了应有的识断，未能看到《汉书》在断代中蕴含的通古今之旨，误把后世的画虎类犬归罪于班固。郑樵之言失之偏颇，且有无稽之处。在《汉书》评论中郑樵是诋班代表，所论有很大消极影响。
评点古籍之风，宋代已肇其端，明代则其风愈炽。在这种风气下，明代出现了徐中行的《汉书评抄》，茅坤的《汉书评抄》、许应元的《汉书评抄》、凌稚隆的《汉书评林》等一批《汉书》评点著作，改变了《汉书》研究中只重考释的单调局面，为《汉书》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气。但一是此时学风稍感轻浮，二是人们品评重点在于文字叙述和篇章结构等技术方面，所以其评论成就远不能使人满意。
凌稚隆的《汉书评林》荟萃了东汉至明代一百七十多家评论《汉书》的资料，引书达一百三十种之多，是一部很有价值的《汉书》评论资料汇编。书中或评书、或评事、或评人，从多方面反映了人们对《汉书》及汉史的认识。书中引何良俊之言：“班固传杨王孙事，虽无大关系，然能达大道之本，不可使后世不知此等议论。”（12）较之刘知几所论：“杨王孙裸葬悖礼，狂狷之徒，考其一生，更无他事，而与朱云同传，冠之传首，不其秽欤？”（13）要通达得多。引茅坤之言“班掾传货殖而推本于国家经制，所见出太史公之上一等矣，”（14）也是很有道理的一得之见。这些都反映了人们对《汉书》认识程度的加深。可贵的是凌稚隆不但勤于搜罗，广收兼蓄，而且读书颇具眼光，他注意了对义旨的阐发，其论断在诸说中有高人一筹者。他论《汉书·刑法志》说：“此志论刑而专以礼言，盖治以礼为上，礼不及而始以刑助之，班史盖默寓本末之意云。”（15）对《天文志》他总结说：“政失则变见，此一志主意。”（16）这些话对《汉书》二志宗旨的推求是很允当的。《评林》是《汉书》评论的集大成之作，在《汉书》学史上居重要地位。
清代学者注重实学，昌言考据，《汉书》评论又落入低谷。此时振聋发聩者为章学诚。章氏的《文史通义》是古代文史评论的代表作，而且刘言史法，章言史意，其识见较之刘知几是后来居上的。他首先把《汉书》放到史学发展的总序列中加以考察，指出了《汉书》在从《尚书》、《春秋》、《左传》、《史记》以至后起诸
作这个史学发展过程中的地位，肯定《汉书》对后代史学发展的深远影响为其它史著所不及。他突破了就事论事的研究方法，注意找出史学发展的内在线索。对《汉书》的贾谊、董仲舒二传，曾有人以其叙事简略惟采文章而加以指责，章学诚却能正确指出这正是《汉书》得《尚书》因事命篇之义，不为常例所拘的可贵之处。他对《汉书》的总体评价也很允恰，他说《汉书》虽然有规矩法度，是近方近智之作，但她是撰述而不是记注，在方智中有圆神在。在体例上《汉书》有摆脱束缚的胆略，同后世墨守科举程式的史著有着本质区别。对于《汉书》具体撰述中的优缺点，他也有所论述。章学诚之论未及《汉书》思想，这是他的不足，但他对《汉书》编纂成就及其影响的见解代表了传统《汉书》评论的最高成就。
清代后期义理之学稍兴，《汉书》评论又有改观，然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从思想观点到理论方法都需要崛起新生力量来冲破传统思想学术的堡垒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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