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作为一门与政治有密切关系的学问，自其产生之日起，就是和一定的社会现实紧密相连的。它一方面受着社会的制约，另一方面又对社会现实产生着这样那样的影响。每一个史学家都是从自己对现实的感受、认识出发研究历史的。因此，史学的目的性是每一个史学家有形或无形地存在的问题。我国古代史学从先秦时期起就体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意识，史官及学者们一方面把史书做为统治阶级的道德教科书，维护统治铁序的工具；同时还利用历史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如孔子作《春秋》，就是有感于春秋时的礼崩乐坏，试图拨乱世而反正的。在战国百家争鸣的学术潮流中，诸子都大量引用历史知识为自己的理论张本，甚至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而不惜改铸历史。汉初对于历史的探讨，同样表现出明显的目的性，西汉初，由于王朝更替的骤然，秦何以亡，汉何以兴，这在当时是一个现实性很强的问题，总结秦亡的教训，是为了使汉王朝的统治长治久安。陆贾粗述存亡之征作《新语》，又作《楚汉春秋》，贾谊作《过秦论》，讨论秦亡之原因，又上《治安策》，述存亡之变，治乱之机。文帝时，张释之言秦汉间事，文帝称善。他们总结历史经验的目的，就是为汉初统治者制定在当时切实可行的政策提供历史的和理论的依据。汉初学者们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对汉初历史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以史为鉴的典型。同时也对史学发展产生了影响。可见自先秦以来，史学的目的性就是十分明确的。司马迁作史，自然要受到传统与现实的影响，首先要解决目的论问题。本文试就司马迁的史学目的论及其层次结构作一分析，就正于师友。
一
司马迁作史的首要目的，是要上继孔子，效法《春秋》，写出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作，为完善、巩固和发展封建社会形态提供理论指导。《太史公自序》中有这样一段话：“先人有言：‘自周公卒500 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500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 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①前几句话，与其说是司马谈之语，倒不如说是司马迁的自我表白。孔子卒至汉武帝时本无500年，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是清楚的，为什么还要这么说呢？因为500年在司马迁的史学思想中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循环周斯，如果承认孔子卒后至今500岁，那么到汉武帝时则又是一个循环周期的开始，意味着政治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在汉武帝时不是也出现了吗？政治上中央集权的局面更加巩固；意识形态方面，黄老思想已不能适应新的政治形势的需要，统治阶级需要新的思想统治工具。但是，当时儒家思想已被确立为统治思想，司马迁为什么还要讲他的一家之言呢？
这首先要涉及到司马迁对当时学术界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今文经学的态度。诚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司马迁是倾向今文经学的，但是我们在看到司马迁思想倾向于今文经学的一面时，也要看到他的思想和今文经学异的一面。汉代垢今文经学，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学问，孔子成了为汉制法的圣人，五经是汉家的法典。在儒家经典中，《春秋》又是最重要的一部，《春秋公羊传》是得到统治阶级承认的，对《春秋》最权威的解释。公羊字讲究微言大义，解经多穿凿附会，托之空言，董仲舒又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以错行，求雨止雨，著《灾异之记》。把《春秋》当作刑法决狱，著《公羊决狱》。司马迁虽没有公开批评公羊学，但对董仲舒这位公羊学大师却不无微词；“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②这后面是有潜台词的。对于《春秋》，司马迁有自己的看法；“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辩人世之际，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春秋》之中，弑君36，亡国52，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矣。……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世而不知其宜，遭世变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③显而易见，对于《春秋》这部书价值的认识，司马迁与今文经学家们的意见并无明显差异。但是在如何发挥《春秋》的作用方面，却与今文经学家们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在司马迁看来，《春秋》这部书的作用在于为国家政治生活提供理论基础、指导思想、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和伦理秩序。作为“王道之大者”，“礼义之大宗”，它与刑法等具体制度的关系是本与枝，源与流关系。《酷吏列传·序》云：“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今文经学家们只看到把《春秋》当作弄法使用，制裁已经发生的违礼行为的作用。这种本末倒置的作法并不能使西汉王朝的统治长治久安。只有使《春秋》之义深入人心，对各阶层社会成员的行为从伦理道德方面加以约束和影响，方可从根本上消弥各种违礼行为于未然之前。司马迁作《史记》就是要体现《春秋》大义，真正恢复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社会指导思想的地位。
司马迁以孔子继承者自居的又一个原因，是有感当时一些儒家学者把六艺当作干取利禄的工具。自汉武帝独尊儒术，诱以利禄，公卿大夫士吏斌斌文学之士矣。许多人以号称通经而进入统治集团。如当时治诗者，“其学官弟子行虽不备，而至于大失、郎中、掌故以百数”。董仲舒的弟子及后学“至于命大夫，为郎、谒者、掌故以百数。”董仲舒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通经之士，可谓伙矣，而真正能发挥六经的精义深旨，异将其运用于国家政治生活的人却甚少。如公孙弘本习文法吏事而缘饰以儒术，治《春秋》不如董仲舒，以曲学阿世，希世用高位至三公。以和良承意，从容得之，然无所匡谏。”④鲁徐生一家，以治礼，善为容起家，“徐生善为容，孝文帝时，以容为礼官大夫。传子至孙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为容，不能通《礼经》。延颇能，未善也。襄以容为汉礼官大夫。”⑤能通《礼经》者不见用，不能通经而善为容者却受用。这和公孙弘者流受到重用一样，正是以说明汉武帝之好儒，并非真正崇儒。唯其如此，在司马迁看来，武帝独尊儒术，并没有促成儒学的昌明。因上，才要“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继承和发扬孔子开创的儒家学统，也希望统治者能改变这种局面，真正弘扬六经大旨。
孔子作《春秋》，是有感于他所处的时代“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义，当一王之法”⑥。那么，生当西汉盛世的司马迁为什么要学习孔子作《春秋》呢？司马迁所处的时代，从表面上看，确是盛世，但司马迁却以一个史学家敏锐的目光，透过盛世的表象，看到了潜伏的危机。《史记》中的《封禅书》、《平准书》、《酷吏列传》、《儒林列传》，勾勒出了一幅汉武帝时社会危机的画卷，对汉武帝的急功好利，四出征伐，严刑峻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危机作了深刻的揭露，他批评武帝多次出兵匈奴，动辄费用百万，致使县官大空，损失惨重却建功不深。经济上采取了最拙劣的与民争利的工商业政策，造成经济秩序的混乱。政治上则重用酷吏，“网密，多诋严，官高寝以废耗，九卿碌碌奉其官，救过不赡，何暇论绳墨之外乎！”⑦为了解决财政危机，使民得买爵，更使吏道杂而多端，则官职耗废。武帝又迷信鬼神，朝廷上下妖雾缭绕。司马迁总结当时的社会局面是：“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抗敝而巧法，财赂衰耗而不赡，人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始也”⑧。而这一切又都是和汉武帝所提倡、扶植的儒家政治理想相悖的。在《平准书》中他不无深义地谈到秦始皇时的社会状况：“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这与汉武帝时的情况何其相似乃尔！两相对照，我们仿佛看到，在西汉的强盛后面，正游荡着亡秦的幽灵。司马迁还特意指出：“《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安宁则长庠序，先本绌末，以礼义防于利。事变多故而亦仅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⑨这段颇富哲理的话，反映了司马迁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西汉王朝虽处于极盛的顶峰，但却也可能是转衰的起点。虽不像孔子所处的时代那样礼崩乐坏，但发展下去却可能导致封建统治秩序的破坏。揭露危机是为了挽救危机，司马迁正是要继承孔子作《春秋》的精神，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用深切著明的历史事实阐明《春秋》大义，建立一套能够适应历史周期变化，指导封建国家政治生活，影响人心道德的理论体系，以拨乱世仅之正。同时也希望书中所载的历代治乱得失的史实，能够引起统治者的重视，按照儒家政治理想调整统治政策。
笔者以为，正是以上原因，促使司马迁借作史成一家之言。诚如钱大昕在《史记志疑跋》中所云：“太史公修《史记》以继《春秋》，其述作依乎经，议论兼乎子。”述作依乎经，是指他的思想倾向，议论兼乎子，是指他借史立论，借史明义，有如诸子务治之书，在具体的史实中包含了他的思想体系，试图通过作史来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正是在这一目的支配下，司马迁建立了以儒家思想为基调的历史系统，并从正统论，循环论、道德决定论等方面论证了历史的发展。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证了儒家的道德观、价值观以及礼乐制度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构架⑩，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史学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意识。它是对先秦时期诸子利用历史知识证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以指导社会生活这一形式的继承和发展。这也是传统的史学目的论所能达到的最高层次，它的形成和战国以来的史学传统及汉初特定的历史条件有密切的关系，在司马迁的史学目的论中，这一层次是起决定作用的，它决定了司马迁史学目的论的其它两个层次，使其具有独特的特点，虽然司马迁以自己的史学实践干预现实，并不是要改变封建社会的性质，但随着封建专制统治的加强，统治阶级连这种来自内部的干预也不能容忍，干预意识遂逐渐为借鉴意识和服务意识所取代，成为史学思想中的潜流，往往要通过曲折的形式才能表现出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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