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支史为鉴是自先秦以来的史官和学者们从长期政治实践和史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种史学目的论。《易·大畜·象传》云：“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诗·大雅·荡》云：“殷鉴不远，在夏后氏之世”。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五》云：“古之人有言曰：‘不知来视诸往，今《春秋》之为学也，道往而明来者也。”这些都是讲以史为鉴。以史为鉴是史学家参与意识的一种直接体现，它要求史学家从现实出发，带着现实提出的问题去研究历史，从而得出可资借鉴的结论。司马迁继承和发展了先秦以来以史为鉴的认识，形成了他的史学目的第二个层次。
关于研究历史的作用，司马迁认为：“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11）《秦始皇本纪》末引贾谊《过秦论》为赞，其中有云：“野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谊，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持久社稷安矣”。基于这一认识，他作《史记》就是要“述往事，思来者，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论考其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12）。通过对历史的反思，获得指导现实的经验，从对历史过程的分析中预见未来的发展趋势，使传统的以史为鉴的理论更加系统、完善。
首先，司马迁不象一般迂儒那样，言必称舜尧，他继承了荀子法后王的精神，认为历史时代越近，可供借鉴的价值就越大。他十分重视占功至秦的近代史，认为“战国之权变亦有颇可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耳食无异。悲夫！（13）在司马迁看来，当时遭到学者们鄙夷的战国纵横家权谋之说，固其时代相近，俗变相类，也有可以借鉴的地方。而被一些人指为暴秦而不敢道的秦王朝，其短暂而轰轰烈烈的兴亡史，因其与汉王朝时代相接，制度相承，其借鉴作用就更大了，探究其兴起和走向统一强盛的原因，可以作为正面经验加以借鉴，总结其二世而亡的教训，可作为反面教材引以为鉴。这既是汉初以来那场史学讨论的继续，在当时又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从上一节司马迁对当时社会危机的分析中，我们就不难看出司马迁强调以亡秦为鉴的苦心孤诣了。和汉初学者们不同的是：司马迁的工作除具有现实意义之外，还是他的史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代历史的借鉴作用固然重要，而当代人的成败荣辱，更具有直接的借鉴作用。“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观所以得尊崇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何必旧闻。”（14）以当代历史为鉴，可以使人们明了在相同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确立自己的价值观念，如何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更能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和以前代历史为鉴相比，它可以避免泥古不化和脱离实际的弊端。《史记》130卷，用近一半的篇幅来写西汉的当代史，固然有史料方面的因素， 但和他的这一认识也不无关系。在《史记》中，这种以当代史为鉴的例子随处可见。如《史记》十表，有六个是记载汉以来历史发展的。从《汉兴以来诸侯王者年表》至《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清楚地勾勒出汉初以来政治史的发展，显示了中央与地方势力消长的情况，并从中得出了一些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结论。如《汉兴以来诸侯王者年表序》作为汉代六表实际上的总序，通过对分封制的历史考察，肯定了汉初至武帝时中央集权不断强化的趋势。并从中得出了只有“强本干，弱枝叶”，才能“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这一在封建社会里处理中央王朝与地方势力的关系，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结论。他之所以“谨记高祖以来至太初诸侯，谱其下益损之时，令后世得览”，让人们明白“形势虽强，要之以仁义为本”这一道理，以为后世鉴。这些问题在当时都具有很现实的社会意义。
其次，司马迁以史为鉴的思想是广义的，他不仅仅局限于为统治者提供借鉴与指导，而且要为包括统治阶级在内的社会各阶层成员提供历史经验。这是由他的史学目的论第一个层次决定的。其中有为最高统治者提供借鉴的。如《周本纪》之作在于说明周王朝德盛而兴，德衰而亡，“维弃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实抚天下；幽厉昏乱，既丧丰镐；陵迟至赧，洛邑不祀”（15）《孝文本纪》之作，是为了表彰文帝“即位23年，宫室苑囿狗马无所增益，有不便，辄驰以利民。……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16），蠲除肉刑，开通关梁，广恩博施，厥称太宗”（17）。通过具体的历史事实，司马迁论证了自己的道德决定论，又使人们从中得出只有推行儒家的仁政、德治，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使统治者明白为君之道。有的则是为人臣提供榜样。《史记·吴太伯世家赞》引孔子之语：“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伯夷列传》表彰他们：“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魏公子列传》赞扬信陵君“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子不肖”。《袁盎晁错列传》嘉许他们“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不顾其身，为国家树长画”。《田叔列传》推重其“守节切直，义足以言廉，行足以励贤，任重权不可以非理挠”。《循吏列传》肯定循吏“奉法循理之理，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18）从这里我们不难总结出让国奔义，忠直为国，礼贤下士，直言敢谏，清廉正直，奉法循理这样一些封建社会的为臣之道来。有些则是针对全体社会成员的，《史记》列传部分的主体是记载统治集团内部各种类型的人物，但也记载了一些社会下层人物，甚至是统治者所不齿的人物（如游侠），但在司马迁看来，正是在这些人身上，闪现着人生价值的光点，可以为人们提供为人的道德标准，处事的取舍原则。他传游侠，是因为他们“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其行为符合儒家关于仁、义的道德规范。传滑稽是鉴于其“不流世俗，不争势利”。作《货殖传》是因为工商业者以“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19）。他们的行为正好与司马迁关于经济活动过程的认识相符合，历此被作为借鉴的榜样，并和汉武帝时期采取的与民争利的工商业政策形成明显的对此，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现实性。
再次，司马迁的以史为鉴还注意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经验，既注意从正面提供学习效仿的榜样；还注意为人们提供反面教材，以引起人们对某一问题的警惧。如为了能说明“安危在山令，存亡在所任”这一道理，讽喻统治者能广泛收罗人才，集中地主阶级内部的群体智慧，以巩固封建统治，他反复引用正反两方面的史实加以论证。《史记》列传部分，战国时期共21传，其中记载在秦国强盛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贤臣良将9人，说明秦之兴起与其得人有密切关系。《高祖本纪》载刘邦之语：“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兵，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因此总结出：“千金之蟒，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材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反之，如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和，刚愎拒谏，终成孤家寡人。《匈奴列传》记武帝信从王恢、马邑之谋，欲诱袭匈奴未成，致使失信于匈奴，多年兵连祸结，丞相田蚡见识凡庸于此事不建一言，致使损失惨重而建功不深。他把贤能是否得到任用作为国家能否兴盛的重要原因，通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他得出如下结论，并向统治者提出告诫：“尧虽贤，兴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20）
通过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把先秦以来关于以史为鉴的认识，发展成为系统的理论，并将其运用于史学实践。此后，以史为鉴作为中国古代史学目的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古代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以史为鉴从一开始就被赋于了鲜明的思想性和阶级性。即以司马迁而论，对历史经验的总结，都是在他的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史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突出了“仁政”、“德治”等儒家政治理想，以及“重义轻利”，“仁而爱人”这样一些儒家的价值观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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