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春秋后期的一个不合时宜、倒霉透顶的孔子，其身后却逐渐由贤人、超级贤人、“圣人”，上升为受天所启、为后世立法的“素王”，乃至历代封建帝王所推崇的偶像、文人士大夫所敬仰的祖师。他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也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政治的需要，不断改头换面，注入新的内容，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和儒生们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对中华民族的心理产生了巨大影响。司马迁及其《史记》对孔子形象的演化起了重要作用。
一司马迁以前的孔子
孔子的降生没有丝毫神灵之气，作为其父与颜氏女“野合”的产物，其身世并不光彩。幼而丧父，继而丧母，孤儿加上“贫且贱”的地位，注定了他早年的不幸，在艰难中迈出了人生坎坷的第一步。后来做过季氏史、司职史、当过司空，直到将老之时才时来运转，任鲁国大司寇兼行相职。然而命运似乎不太公平，短暂的得意时光一闪即逝，被迫弃官出走，开始了他周游列国的“流浪”生涯。在以后的十四年里，孔子屈辱于卫，困厄于匡，见逐于宋，往来陈蔡，到处碰壁，饱受世人讥讽和当道者的冷遇，连他自己都不得不承认有似于“丧家之狗”①，最终心灰意冷，又回到故国，序圣贤之言，教授弟子直至终生。
由其经历来看，孔子的命运简直是槽透了，连那些游于稷下学宫的淳于髡、慎到田骈、环渊。荀况之流还不如，他们好坏还有个安身之地、讲学的场所，并有上大夫的待遇②。孔子在时人的眼中只不过是一个不合时宜，甚至有点滑稽可笑的人物，蔡之老农讥其“四体不勤、五谷不分”③，甚至连一个守门人都知道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④。当齐王欲封孔子之时，晏婴则说：“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⑤使孔子又一次丧失了做官的机会。在庄周的文章中，作为老子的陪衬，孔子简直是一个小丑式的漫画人物。真可谓斯文扫地，尊严丧尽。
孔子的人格得到肯定，学说被升华，却大大得力于其弟子子贡、颜渊和孔门后学孟轲、荀况诸人。颜渊叹服孔子：
仰之弥高，钴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论语·子罕》）
子贡称说孔子：
夫子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治长》）
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不得而逾也。（《论语·子张》）
曾子称孔子：
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也。（《孟子·滕文公上》）
在颜渊、子贡、曾子等人眼里，孔子不仅是贤人，并且是超级贤人。长期跟随在教师身边，受之教诲和影响，所以他们对孔子的评价多偏重于私人感情而推崇其育人的方法、深邃的思想、广博的知识和高尚的人格。平心而论，尽管将孔子推崇为不可逾越的超级贤人，也是接近真实而可以理解的。此时孔子毕竟还是一个有常人感情、可以接近的人。
到了孟子、荀子口中，孔子的形象可就大大改变了。孟轲动辄以孔子“淑门弟子”自居，认为自己的天职就是“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作。”⑥大力发挥孔子学说，借子贡之口表明他对孔子的看法。“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工，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⑦“仁且智，夫子既圣矣。”⑧孟子以后的大儒荀况虽然在思想上与孟子分歧很大，但在尊奉孔子这一点上是相同的。《荀子·解蔽》篇历说诸子之大蔽，独曰：“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学乱术足以为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举而用之，不蔽于成积也。故德与周公齐，名与三王并，此不蔽之福也。”自此，孔子已经成了一个既仁且智、有先见之明、不受外物蒙蔽的圣人了，可以与帝王并肩，自生民以来，天下第一，已见孔子被神化的端倪。
由孟子、荀子两人作俑，对孔子作偶像般地重新塑造。迨至西汉董仲舒又进一步修整涂抹，加上了一道道吓人的光环：发展孔子的正名说，提出三纲五常；黜绝诸子百家，独尊孔子之术；据孔子《春秋》强调大一统和改制主义，臆说“孔子立新王之道”⑨，代为大汉帝国立法。首开神化孔子之先河，使孔子丧失了本来面目。其实，董仲舒只不过是借助神化孔子来推行其社会改良措施和政治主张而已，真正能够确立孔子地位的还是司马迁的《史记》。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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