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基辛格是七十年代世界舞台上一位叱咤风云的国际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他那成功的外交活动，改变了中美之间的关系，创造了一代人和平的奇迹。这位来自哈佛大学的教授脱下他的粗呢学者长衫，换上华盛顿的外交礼服后，成为“白宫的梅特涅”，他与中国、苏联、日本、西欧诸国的首脑人物一起，共同为世界和平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他与尼克松总统一起，成功地缔造了美国对华新政策，他本人也因此而成为国际政治中最负盛名的外交家。基辛格事业上成功的关键，在于他对历史科学的精深研究。
基辛格在参政以前，就竭力主张用历史哲学来指导美国的外交政策。他认为：美国要想创立符合自己利益的世界秩序，必须首先形成一套系统地认识世界的理性概念。①1946年，基辛格进入哈佛大学政治系，专攻十九世纪外交史。1950年，基辛格在哈佛大学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历史的意义》，手稿长达377页。 ②这是一篇论述德国历史哲学家施富格勒，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康德思想的著作。在这篇论著中，展示了基辛格年轻时对历史研究的崇尊和执著，体现了他强调以自身为主体来学习世界历史，用历史知识分析和掌握未来的治学态度。施富格勒所言“真正的政治家是化身的历史”这一历史哲学的真蒂，当时已成为基辛格试图改变世界的指南。他遵循“历史为现实服务”这一信条，强调政治家应该把握历史的选择，吸取历史的教训，挺身参加与世界历史动向有着深刻关系的行动。针对六十年代后期美国实力相对衰落的情况，基辛格从历史学家对客观形势的敏锐的感觉和对世界事务的深刻认识出发，力主调整美国对外政策。在尼克松--基辛格时期，他所倡导的现实主义理论取得了统帅美国外交政策的地位，使美国的外交思想及其对华政策都发生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变化。基辛格凭借他卓越的学识和强烈的历史感，实现了平生的政治抱负，从一个不甚著名的哈佛大学政治系教授，③从尼克松手下的一介书生，一跃而登上国务院大楼的七层高阁，成为美国的国务卿、总统的国家安全助理。成为促进中美建立外交关系的“开业元勋”，成为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国际事务活动家。
中国史学传统，亦非常强调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注重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如“谏臣”魏征，佐助唐太宗创造了封建鼎盛局面的“贞观之治”。魏征死，唐太宗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之一镜矣！”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奉敕编纂《资治通鉴》，深为神宗所推崇，“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书名，以为后世统治者借鉴之用。清代扑学大师顾炎武，主张“经世致用”，倡导“实学”，以济当世。维新变法的政治家康有为，以“六经注我”的方式托古致制，把公羊三世之说和《礼运》的“大同”思想结合，赋予资产阶级的新内容，作为变法的理论根据。他写了《礼运注》、《中庸注》，甚至从历史改革的角度写了《孔子改制考》。这种所谓“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根据时代的要求，强调那些需要强调的，舍弃那些不合时宜的治史方法，本是中外历史中的普遍现象。基辛格善于运用丰富的历史知识，特别是以历史哲学理论解决现实世界问题，在这一点上，他与中国古老的史学传统是相通的。不论是政治理论，还是历史哲学，只有推进人类社会的前进，才是有价值的。以史为鉴创造现实，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已经成为全世界范围的历史学界同行们所能接受，或已被接受的观点。亨利·基辛格的所做所为，成为这方面的出色典范。
七十年代世界的总形势是“天下大乱。”即由五十年代的“两极”阵营演变为七十年代的“多元世界”。对基辛格来说，国际政治格局中的这些变化，加在一起构成了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时机。基辛格“有鉴于史”，不失时机地创立了在世界外交史上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外交哲学。”
基辛格的“外交哲学”，以当今世界的日益多样化和日益相互依存为其理论基础，这种理论认为世界政治的多极化有利于维持均势，而均势则是保障世界和平的前提。他的“外交哲学”主要分为“国际秩序的基本结构”；“和平的国际结构”两部分。“基本目标是建立一个有效的、持久的和平结构。”（尼克松语）。基辛格的“和平观念”具有强烈的社会价值观，反映的是资产阶级国家的“道德属性”。④其实质在于：在世界政治发生深远变化的局势下，力争以和平手段，为实力日蹙的美国创造一个新的均势局面，在改头换面的强权政治下，利用矛盾，拉拢伙伴，加强实力，集中力量植制美国的主制对手，建立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道德秩序。
基辛格是一位行动型的知识分子，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他不为学者的清高所拘束，不为书本的理论所限制，而是在世界的变化中调整和把握美国的外交政策。六十年代末，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长，发展和壮大，以尼克松、基辛格为首的美国政府中部分人士意识到中国最终将成为政治、经济强国，决定采取步骤结束孤立中国的政策。为此，基辛格特地将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先生请到白宫，⑤向美国政府官员讲解中国的情况和西方的中国观。1971年7月， 尼克松同基辛格提出了“五个力量中心”的学说。“五个力量中心”包括：美国、苏联、日本、西欧、中国。这种多极化观点在美国受到不少政界人士和学者的反对，遭到美国院外利益集团中“台湾帮”的攻讦。反对派提出：西欧、日本和中国都够不上“极”。⑥基辛格力排众议，坚持己见，强调世界从两极走向多极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美国与苏联、中国、西欧和日本之间已形成一种新的，日益复杂的、多方面的战略均势关系，美国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对于建立美国所设想的稳定的世界结构有重大意义。美国对国际事务中引起政治变化的多种力量应采取新态度，才能在加强国际均势方面取得新突破。倘若这种“均衡”被破坏，失去这些政治力量在保持全球秩序方面的积极作用，世界就会变得不可想象。在重视中国的世界性和地区性作用的现实基础上，根据均势原则，基辛格主张，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应加强美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在七十年代初期中苏边境重启战端的变局中，美国的外交政策应“扶弱抑强。”哪怕争斗的双方是共产党国家，哪怕我们对他们的国内政策并不赞同。也就是说，我们应该防止苏联侵略中国。”④基辛格这种着眼于从根本上维护美国利益，在总体上维持全球均势，在具体上维护中国领土完整的主张，得到尼克松总统的赞同，在尼克松的支持下，基辛格在这“多极世界”中，以“外家战略家”的身份，进行了“穿梭外交”的特技表演，成为一位善于“用筷子吃鱼子酱的智者”，纵横捭阖的能手。”即美国人用中国的筷子去吃俄国的特产鱼子酱本。这着外交绝招，一下子就理顺了美、中、苏三国的关系。中美两国关系的重新恢复，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左右了当时世界的形势。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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