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在外交谈判中所应用的“均势原则”，“国际秩序”，“和平结构”等外交哲学，都脱胎于欧洲传统史学。基辛格早年着力研究过康德，黑格尔的古典唯心主义哲学，深谙欧洲历史，特别是对1815年拿破仑帝国崩溃之后，俄、普、奥三国君主在巴黎结成的、有欧洲绝大多数国家加入的、旨在恢复并建立封建统治秩序的神圣同盟创建前后的历史，造诣颇深。基辛格在1964年出版的《重建的世界--拿破仑之后的欧洲：革命时代中的保守主义政治》，就是他对此段历史研究后写出的历史著作。基辛格非常推崇在历史上宣赫一时，控制当时欧洲外交舞台的奥地利帝国外交大臣梅特涅，对梅特涅在恢复皇统，兼并弱国，争夺霸权等国际矛盾中所采取的策略思想和施展的外交手段进行了精深的研究，从梅特涅关于在“均势”中寻求安全的思想，悟出他的“多极结构”。可见，基辛格研究历史，但并不囿于为历史而历史，他的治史方法，具有强烈的现实感。美国的世界霸权主义，美利坚民族对于缔造世界和平与维护世界秩序的强烈的民族自负心理，在基辛格“均势外交”的强权政治中得到深刻的反映。
基辛格亦善于从东方史学中吸取营养。基辛格对德国历史哲学家施富格勒崇拜至深，通过对施富格勒学说的研究，他在青年时期就涉及了对中国战国时期历史的研究，并深为两千多年前战国时期纵横家们的“合纵连横”之说所折服。“合纵连横”是在军事、外交领域展开的斗争。“纵首，合众弱以攻-强也！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从地域上说，南北为纵，关东六国，地连南北；东西为横，秦地偏西，六国居东，拆散六国之纵，使之臣服于秦，谓之连横。这是中国古代外交策略思想之精粹。七十年代，基辛格如“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游说于“多极世界”之中，在“纵横捭阖”的外交斗争中，施展着“合纵连横”的东方外交艺术。成为当今世界政治中一位杰出的纵横家。
基辛格在从学术界步入政界的过程中，与尼克松总统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他与总统之间这种“视为股肱”的朋友关系，成为基辛格事业的基础。尼克松总统对基辛格的任用，很象中国春秋时代齐桓公任用“管仲治齐”的故事。齐桓公不计较管仲的“一箭之仇”，非但不杀管仲，反而任以为相，治理齐国。在管仲的辅佐下，成为“霸者莫过于齐桓”的“五霸之首”。亨利·基辛格在其政治生涯中，曾在三次竞选中都站在与理查德·尼克松对垒的阵营。但尼克松以政治家博大的胸襟，“唯才是举”，使基辛格入居白宫，身担要职，给他提供了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运用历史科学创造现实世界格局的机会，这种“洋伯乐”识“洋马”的精神，值得推崇。
盛极则衰，乱极则治，月满则亏，杯满则溢。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在一定条件下，朝着相反的方向转化。“均势”、“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今日世界的现实，仍然是七十年代世界格局的继续，倘若“世界平衡”被打破，那么，历史就非常需要象基辛格这样深达史事的外交家来重新调整国际关系，构造新的均势与平衡。当今世界，美苏两国以强大的科技力量为军事实力，仍在以种种方式争强称霸。不发达国家要想生存发展，只有随国际形势的变动，争取主动，甚至勇于调整自己的角色去适应新的形势，才能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中美建交，至今已十年，这十年中，国际局势已从对立与冲突，转到谈判与合作。“四人帮时期”那种不知变通，高唱“汉贼势不两立”的僵化式外交决策，已成昨日黄花。面对动荡的世界变局，愿我国的史界同仁中，能涌现出像基辛格那样治国、治天下的栋梁和干才。
在“蓝色文明”盛极一时的今天，人们强调：不研究西方的影响，便无法理解第三世界的近现代史。诚然，此说有理。但同样应指出的是：不研究第三世界对西方的影响，便无法全面地理解西方的历史。令人遗憾的是，当前的中国社会，除了对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的一片哀怨、沉痛愤怒之声外，甚至出现了诅咒自天而下的黄河和雄据万里的长城，鄙视大地母亲的过激现象。在“西学东来”的欢呼声中，“东学西渐”的历史似乎已被人们所遗忘！实际上，当世界历史跨入近代之时，西方人以翻译书籍等方式为媒介，接触并逐渐了解中国的历史传统与思想文化。法国伟大的哲学家、启蒙运动思想家伏尔泰就宣称：中国历史哲学的观念曾受他得益匪浅，深受启发。⑤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主张：应当把中国的知识分子请到西方来。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与当时出现的西方行将没落的论调相对照，中国知识界出现了要重新认识传统历史文化的强烈呼声，强调中国历史文化的优越性，批判了物质性的西方文化特有的局限性。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和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作。一代国际政治大师基辛格，不也正是从战国时期纵横家们“远交近攻”的谋略手段中，悟出以战术性联盟为基础的“多极外交”原则吗？
当代世界的相互依存性，这是今天西方社会科学的主要观点，而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解放后一直处于半封闭状态，对世界的认识，陷入一种僵化的模式。知识分子的危机感挥之不去，但又不能摆脱士大夫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影响，始终不能正确处理学术和政治的关系，这种情况在史学园地犹为突出，遂使“识其道者，卷舌而不言；明其弊者，拂衣而径逝”。而今，改革浪潮的冲击，使历史科学获得新生，同时也面临巨大的挑战。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中国人在国际上将有更广泛的活动，中国史学界也必然与国际同行有更多的学术交往。对此，我们何以之对？笔者狂言中西史学互为借鉴之大事，实有望于于中国的史学研究能为国计民生做出一两件实事，“精卫填海”，“女娲炼石补天”，心迹可知矣！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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