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康、雍、乾时期，为加强思想控制，屡兴文字狱，大肆杀戮知识分子，导致士人转入整理和考证古籍；康熙时开设博学宏儒科，乾隆时又令编纂《四库全书》，因此到乾隆、嘉庆年间，便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收集资料，进行整理、审核、校勘、考订和校正经史的学者。他们主张言必有据，讲求旁参互证，“巨细毕究，本末兼察”①，反对孤证立说和空谈，形成“乾嘉学派”。由于其治学方法以考据见长，学风严谨朴实，故亦被称之为“考据学派”或“朴学派”。
乾嘉学派对清代学术的发展，作过巨大贡献，梁启超曾给予很高的评价说：“夫无考据之学则无清学也，故言清学必以此时期为中坚”②。可见考据学在清代的学术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而在该学派中，钱大昕是较为突出的一个。本文仅就钱大昕的学识、治学思想、主张、考据的方法和内容，作一粗浅的探讨，并对他在考据学上的成就和影响，给予适当的评价，并祈求专家、学者赐教。
一
钱大昕，字晓征，一字及之，号辛楣，又号竹汀居士，江苏太仓州嘉定县（今上海市）人，生于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正月，死于嘉庆九年（1804年）十月，终年七十七岁。
他少时聪敏过人，两岁即能认字，十三岁中童子试第六名，十七岁中泰科试第七名，十八岁读二十一史，就“始有尚论千古之志”③了。二十四岁中举人后，开始做官，“乾隆十六年召试举人，授内阁中书。十九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累充山东乡试、湖南乡试正考官”，不久，“擢翰林院侍讲学士”。乾隆三十四年（1770年）“迁詹事府少詹事”，为四品官位，“寻提督广东学政。四十年，……病不复出”④。即到四十八岁时，因父母先后去世，本人又多病，而辞官回乡，先后在钟山、紫阳书院讲学，直至病逝。
他自幼喜读书，学习十分刻苦，年仅十五已显露才华，巡抚雅尔哈善召他到书院，“试以周礼、文献通考，两论悉中典要”⑤。又“从元和惠定宇、吴江沈云游，研治古经义、声音训诂之学”。十八岁赴坞城拜师顾氏学习经史，对《资治通鉴》“及不全二十一史，晨夕披览”⑥。在“弱冠时即有述作意，读书有得，辄为札记”⑦。出仕后，“在京师与同年褚晋升、吴檆（杉）亭讲明算学。尚书何国宗年已老，闻其善算，先往拜之，叹为不及”⑧又“得宣城梅氏书，读之，寝食几废”。可见他嗜学如命，广读博览，写读书心得并积累资料，为日后著书立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大昕始以辞章名，沈德潜《吴中七子诗选》，大昕居一”⑨，他在青年时代就以诗词闻名了。入仕后勤于治学，在翰林院任职时，即参加《大清一统志》、《续文献通考》等书的修纂。四十岁时“始撰二十二史考异”，到五十三岁就“两目渐眩”，五十七岁又“得风痹之疾，两足不能行动”，仍坚持著述和校阅书稿，后又耳聋，虽是年迈而残废之人，还是坚持校书行文，在去世之日晨起，还“展阅一编”，早餐后“校养新录刊本数叶，案头有中丞新诗属公评定者，……手书小笺报之，俄觉劳倦”⑩，命侍者扶他上床休息，于午后就“不复苏”醒。他这种不顾年老体弱而又耳聋眼盲的瘁弱之躯，仍顽强地坚持著书和替他人改文的坚韧精神，是令人钦佩的。
由于他刻苦好学而知识渊博，又勤于研究、考证和写作。在五十多年中，先后撰写了金石、经、史、文字、人物、氏族、历法、诗词等方面的著作，有三十余种，362卷。阮元说：“国初以来，诸儒……专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惟嘉定钱辛楣先生，能兼其成”（11）。徐世昌也说：“先生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12）。正由于他学识渊博，多才多艺，才留下了许多文化遗产。
二
钱大昕在青年时从惠栋习经学。惠栋崇尚汉代的古文经学，对他有很大影响。他反对宋明理学的空谈性理，指出宋代“道学诸儒讲求心性”，空谈义理，在史学上造成“则有诃读史为玩物丧志者，又有谓读史令人心粗者，此特有为言之，而空疏浅薄者托以借口，由是说经者日多，治史者日少”。有的人轻视史学，推崇经学，说“经精而史粗也，经正而史杂也”（13）。他批判这种倾向说：“予谓经以明伦虚灵元妙之论似精，实非精也；经以致用迂阔刻深之谈，似正实非正也”。并进一步肯定了史学的地位：“太史公尊孔子为世家，谓载籍极博，……班氏古今人表尊孔孟而降老庄，皆卓然有功于圣学，故其文与六经并传而不媿”。于是他从治经转入治史，并在史学上做出了许多成绩。他认为只有一些浅薄历史知识的人不是全才和“通儒”，他说：“自惠、戴之学盛行于世，天下学者但治古经，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谓之通儒乎”（14）。他自己就是希望作一个“无经不通”、“无艺不精”的通儒。
他认为“夫儒者之学，在乎明体致用，诗书执礼皆经世之言也”，反对空谈而无用之学，主张“儒者之务实用而不尚空谈”（15），治学要“实事求是”，考证经史是“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拾遗规过”的目的不是“为齮龁前人，实以开导后学”。他不效法那些“拾班、范之一言，挝沈、肖之数简”，就写出“校书之陋本”，以“驰骋笔墨，夸曜凡庸”的考证者；对那些“辄以褒贬自任，强作聪明，……陈义甚高，居心过刻”之人，“尤不敢效也”（16）。而是要以“唯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的思想和态度来考证历史。王引之说：“国初，诸儒起而震之”，顾炎武、阎若琚、江永、惠栋，“其学皆实事求是，先生出于其后而集其成焉”（17）。称钱大昕是他们之中治学实事求是的集大成者，是恰如其份的，正因为如此，他在考据学上的成就，超过了他之前的学者。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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