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钱大昕治学以考据见长，考据是他治学的主要方法和手段。在十八岁才步入知识的大门时，就已初步掌握了考据的方法，“读东坡戏作贾梁道诗，辄援晋书以纠其失”，其考据方法“已有与前辈合者矣”（18）。他考据的特点是：既考订经、史、子、集诸典籍，又主要考订历朝史书；既校文字、音韵，又校作者、版本和史料；既纠正作者，史实错漏，也纠正释者的谬误；既作全面的考证，又进行重点考证。他的考据方法，笔者认为有以下八种：
1、列出典籍的标题，抄录待考证的原文，再列举证据以订正原文。
这是他考证的一般方法，所列举的证据，少则二、三条，多则一、二十条。如《献帝纪》有建安“二十二年，丞相军师华歆为御史大夫”。他考证这条史料说：“按、魏志歆传云：魏国初建，为御史大夫，非汉廷之御史大夫也”。又引刘昭注《百官志说》“建安十三年，罢司空，置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郗虑免，不得补，……则郗虑以后，汉廷无真授御史大夫”，认为“其说信矣”。再以《魏志·太祖纪》“书华歆为御史大夫，而不书郗虑，虑为汉臣，歆为魏臣故也”。因此订正说“歆之除授，不当书于汉纪”。他举三个证据来说明华歆是魏国的御史大夫，不应载于汉《献帝纪》中。又指出范“蔚宗未达官制，因有此误。”（19）这是以史证史。
2、用分析的方法来评论历史人物。
如晁错被杀的原因的他指出：晁错以“好杀而不信其臣”的术数教景帝，“而景帝乃即以此术杀错，何也”？而分析说：“帝之所忌者唯吴，而错欲因以谋楚赵国，则非帝本意也。……帝之排众议而任错，将以制七国也，七国反，错无以制，帝知错不足任也，而诛错之谋成也”，这是其一；其二，晁错建议“兵数百万，独属群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临兵，使错居守”。既然“将兵者不可信，居守者又可信乎”？因此“景帝固疑错之有异志矣”，才将他处死。他又进一步分析了景帝“何忍加以腰斩，且并其父母妻子同产，尽置之重辟”的原因，是“错谓群臣不可信，故诛错安军中诸将之心”（20）。他用分析的方法，来论证景帝杀晁错并处以腰斩的酷刑之原因，既补充了史料的不足，又有新颖的见解，以理服人，这是他新创的一种考证方法。
3、用比较的方法来考证世系。
在《后汉》的本纪和列传中，关于世系的计算多不一致，他用一些纪、传进行比较。如《光武帝纪》载：“高祖九世之孙也”。他认为“自高祖至光武九世，实八世孙也”。并指出“皇后纪伏后为大司徒湛八世孙”的记载也是错误的，“实七世孙也”。他用《刘永传》和《汉书》诸表与之比较说：刘永“称梁孝王八世孙，自孝王至永没，立已八世矣，如依二纪之例，亦当云九世孙也”。他又“考班史诸表，自始封至子、孙、曾孙、元孙之子，即为六世”，这是“以封爵之之世次言，故合始封”。他又与《孔光传》进行比较，该传称孔光为“孔子十四世孙，自孔子至光实十五世”。他对以上二纪、二传进行比较后，而得出结论说：“当以永传为是。”（21）即应该封爵来计算世系才是正确的。
4、用推理的方法对史书版本和字进行考证。
如考证“史记旧本”，“史记·尧本纪，居郁夷，曰旸谷。索隐云：史记旧本作汤谷”他指出：“按，太史公多识古文，所引诸经，与今本多异者，皆出先秦古书，后人校改，渐失其真，即汤谷一条推之，知旧本为小司马辈窜者不少矣。”（22）
又如《曹褒传》云“父充持庆氏礼”。他指出“持本是治宇，章怀避讳改之”。他又以“隗嚣传，申屠刚、杜林为持书”，“侍御史龚调、蔡邕传注：太伯端委以持周礼”两条史实为例，而得出“皆本治宇，唐人改为持也”（23）的结论。
由此二例说明，钱大昕用“举一反三”、“由此及彼”的推理方法，对史书的版本和史料有关字进行考证，是合乎逻辑而又科学的，既有说服力，又可省略文字和篇幅。
5、用综合考证的方法来订正《汉书》之误。
他撰《汉书考异》指出《汉书》中的错误说：“哀帝纪，元寿二年春正月，元寿二字衍文。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孝成五人，成乡当作成都，乐成下衍龙字。……地理志，逢山长谷诸水所出，诸当作渚；博水东北至钷定，博当作时。张良传，景驹自立为楚假王，在陈留，陈字衍；……佞幸传，龙雒思侯夫人，雒当作頟”。后来他才见到《汉书》的北宋景佑本，与之对照，证明他所考证的“此十数处，皆与予说合。”（24）可见他考证后所校正的史实是正确的。他用综合考证的方法对《汉书》的纪、表、志及列传中的年号、爵名、文字、姓名、水名等，进行全面校正，是他创造的一种新的考据方法，使读者对此书的史实，能够得以全面正确的了解。
6、用金石铭文来校正经史。
他考证诸史，不仅以史证史，还以经校史，更以金石铭文来考史。如《崔駰传》说崔是“涿郡安平人”。他考证说：“安平县本属涿，章帝建初四年，改隶乐成国；顺帝改乐成国为安平，因县以名也。桓、灵之世、安平改隶博陵郡”。又以《孔彪碑》为证，碑载：“阴故吏名有博陵安平崔烈，而程夫人亦称烈为冀州名士也”。从而证明“涿郡属幽州，乐成、博陵则属冀州。”（25）纠正了安平属涿郡的错误。
又如《论语》中的“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今人读斯已而已两已皆如以”。他用唐代的石经进行考证说：“考唐石经，莫己斯己，皆作人己之已，而已作已止之已”。他还以其它经史作对校说：“释文，莫己音纪，下斯己同，与石经正合。集解，此硁硁者徒信己而已。皇氏义疏申之云，言孔子硁硁不宜随世变，唯自信己而已矣”。指出这“是唐以前论语，斯己字皆不作止解，由于经文作己，不作已也”。从而证明“己与已绝非一字，宋儒误读斯己为以，未免改经文以就己说矣。”（26）考证出了宋代《论语》中将“己”改为“已”的缘由。
他用石刻铭文和经文，来校正经、史记载地名、文字等有关史料的错误，又是一种创新，更具有权威性，而且比以史考史或以经证史，更前进了一大步。
7、用史书来考证金石铭文的方法。
他既创造了用金石铭文考证的方法来校正某些经、史记载的错误；他对某些有怀疑的金石文字，也用史书与之对校的方法进行验证。如他考证《睢陵家丞印》，在“翁氏两汉金石记载此印，文云睢陵家丞，无印字。汉郡国志，睢陵不言侯国，翁亦疑而未决”。于是他对此印进行考证说：“予考晋书，王祥封睢陵公，公国有家丞一一人，则此印必是晋时物”。（27）他不但考证出此印的朝代，而且还明确了《后汉书·郡国志》所载睢陵非侯国。
又如考证《王颜追树十八代祖晋司空碑》，他说：“予向得此碑，考晋书纪传，无司空王卓名”，他还以为是此碑之误。后来他阅读了《后汉书·顺帝纪》，其中有“阳嘉三年十一月，光禄勋河东王卓为司空。章怀太子注：卓字仲辽，河东解人。乃知颜所称十八代祖者，盖即其人”。并明确指出王卓是“后汉之司空，非晋之司空也”。而且还告诉读者：“晋亦有王卓，袭祖爵京陵公，官止给事中，未尝任三公，其祖父名亦与碑不同。”（28）从而校正了此碑错将东汉刻成西晋之误，又使读者明了西晋之王卓为另一人。
这两种方法不但新颖而有说服力，也反映了“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
8、用专题考证的方法来辨证史实。
大昕先生还以“论”、“考”、“答问”等形式，列了许多专题来考证经、史书籍中的史实。在《潜研堂文集》这部五十卷的著作中，卷二《论》有论《春秋》、《大学》等经书，论人物有皋陶、晁错、梁武帝、王安石、张浚等；卷四至十五为《答问》、对易、礼、诗、书、《论语》、《尔雅》、诸史、历算、音韵等进行研究；卷十六为《辨考》，有“太阴太岁辨”、“汉百三郡考”、“嘉靖七子考”等。《二十二史考异》卷九还有西汉的《侯国考》。
如在《侯国考》中指出：《汉书·地理志》“称侯国二百四十一，今数之止百九十有四”。他从汉书诸表和其它史书中，又查出了一些侯国名，共“列了在各郡的侯国名共二百二十八个，其中补志之失注之二十六人，……志未见者八人”。从而使“后之读班史者庶有取焉。”（29）
又如“问：伊洛{K1B505.jpg}涧，皆八河之水，说文水部有洛涧，而无{K1B505.jpg}，不审此字何从”？他回答说：“古书从系与从水之字，多相混，汉周憬碑有曲红长，即曲江也。王稚子阙云：河内缊令，即温也。春秋传有酒如渑，淮南子本作绳”。他以这三个例子为证，来说明“{K1B505.jpg}本作缠，以水回曲得名”，这是因“俗师转写作水旁尔。”（30）使读者弄清了“缠”字的含义。
他对需考证但内容繁多的史实，设专题进行论证，方能说清问题：各专题又能独立成篇，也方便读者查阅。此种考据方法，在清代的考据学家中，确为独树一帜。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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