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研究起步于19世纪，并在19和20世纪中叶形成两个历史学发展的高峰期。然而，西方史学的发展演变并非是超然物外的，除了受其自身的逻辑发展和其他主客观因素的支配外，马克思主义对西方史学的变迁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拟对此作些粗浅的探讨，以求教于诸位师友。
一、对抗：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史学
美国纽约布法罗州立大学著名历史学教授伊格尔斯曾说过：“在19世纪，由于历史研究逐渐在全世界范围内变得制度化和专门化，一种模式出现在历史学家面前。”①伊格尔斯提到的“模式”就是指以德国兰克学派为代表的传统史学。传统史学主张以政治史为中心，事件史为形式，叙述和文字史料为手段，编年为线索，复原历史为目的。不过，传统史学是绝难达到复原历史这一目的的。这是因为，其一，它只研究广义的政治史和占人口5％以下的有权有势的人的活动，忽视了经济、 文化和社会等重要因素及作为历史创造者的广大劳动者。其二，资产阶级学者狭隘的政治立场使其难以真正做到客观公正。且不说鼓吹“历史是昨天的政治，政治是今天的历史”的普鲁士学派，就是兰克本人也不否认“历史科学的职能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性的”，是为论证普鲁士官僚君主制的“合理性”。由于传统史学是资产阶级政府的御用史学，因此它同19世纪中叶诞生的唯物史观完全处于尖锐对抗的状态。而且这种对峙局面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然而，这却是意识形态而不是科学的或学术的思考产生的结果。”②对于这段历史，当代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曾作过全面和精辟的阐述。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受到敌视“其中有多种多样的原因，但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是1848年以来欧洲大陆普遍存在着对共产主义的仇恨和疑惧。在包括沙皇俄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里，高等学校的教学组织实质上排斥了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只有在具有长期革命传统的法国比较宽容……但在其他国家，尤其在德意志帝国，大多数职业历史学家既不懂又不想去弄懂马克思主义原理或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人数不多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例如梅林--又遭到排斥。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终于开始崭露头角的话，也还是被‘当成流行的崇拜实证主义的变态形式，是一种特别有害的形式’。直到1918年--而且事实上在那以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大学历史研究和教学中依然被完全忽视。1917年的俄国革命迫使俄国以外的历史学家开始认真对待马克思主义对历史所作的解释。即使如此，他们的反应本质上仍然是敌意的。”③作为一位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进步学者，巴勒克拉夫比较客观地勾画出西方史坛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排斥和非难，特别是他把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归之于双方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尖锐对立的观点尤为重要。由于唯物史观所具有的革命性和科学性，以及它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威胁与挑战，因而大多数资产阶级学者也就不可能放弃阶级和政治立场上的偏见，象兰克所说的那样毫无偏见和绝对客观地对待和正视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学说。相反，他们与资产阶级政府一起先是用沉默和封锁对待马克思主义，后来又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百般诋毁和恶毒攻击，企图以各种卑劣手段置马克思主义于死地。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史学非但没有被扼杀，反而在批判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历史编纂学等种种资产阶级学术思潮的基础上日趋发展与成熟。马克思曾尖锐地批判和清算这两种来自德国的最具代表性的资产阶级观点。前者主要是以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因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整个德国历史编纂学的最终的、达到自己‘最纯粹的表现’的产物”。④也是西方历史唯心主义史学的集大成者。至于后者，马克思的批判锋芒主要指向被奉为当时西方史坛正统和权威的、代表唯心主义和实证主义史学最高成就的兰克学派。马克思认为，兰克史学不过是“收集趣闻轶事和把一切重大事件归为琐碎小事，”扮演着“历史的宫廷侍从”⑤的角色。德国的思辨历史哲学和实证主义史学虽然在许多方面存在分歧甚至互不相容，然而它们在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却具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都以唯心主义作为自己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基础与核心。为此，马克思把他们称之为“一些没有任何前提的德国人。”因为这些“德国人……从来没有为历史提供世俗基础，因而也从来没有过一个历史学家。法国人和英国人尽管对这一事实同所谓的历史的联系了解得非常片面（特别是因为他们受政治思想的束缚），但毕竟作了一些给历史编纂学提供唯物主义基础的初步尝试，首次写出了市民社会史、商业史和工业史。”⑥
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史学的对立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两者在世界观和历史观方面存在的原则分歧造成的。是从历史现实的客观物质条件与活动出发，还是从主观或客观的精神因素出发去分析和解释历史运动的表象与本质，并由此判断历史运动是否有规律可循，是导致两者截然不同的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原因所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要描绘出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人类的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象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事实的搜集，也不再象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⑦那么，与传统史学尖锐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具有怎样鲜明的特征呢？第一，从本体论而言，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总体的历史”，并认为历史运动和历史分析都是有层次的，因而也是有规律可循的。早在1890年，恩格斯就指出：“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⑧第二，马克思主义史学是经验实证与理论思维相结合的范例。一方面，任何严肃的学术研究都要实事求是，尽可能详尽地占有材料。如恩格斯所说：“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⑨，另一方面，详细占有材料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说清楚事实，更重要的是要从这些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中引发出科学的结论。“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运动规律。”⑩第三，马克思主义正确区分了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从而为在社会历史领域坚持唯物主义的一元决定论提供了理论依据。马克思指出，即如“维科所说的那样，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11）对于两者间的差别，恩格斯进一步作了阐发：“在自然界中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中，无论在外表上看得出的无数表面的偶然性中，或者在可以证实这些偶然性内部的规律性的最终结果中，都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反之，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恩格斯最终还是得出下述结论：“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个别时代和个别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12）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理论的强大生命力来自于它本身的科学性，来自于历史实践的无情验证。本世纪初几十年中资本主义爆发的一系列灾难性的危机，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正确性，从而也使得西方知识界的一些有识之士亲身体验到唯物史观所具有的深刻性和预见性。这一切使得他们既不能象过去那样完全无视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也不能简单地采取攻击和谩骂的态度。他们想做到知己知彼，甚至幻想从马克思那里寻找减缓甚至摆脱资本主义内部危机的妙药良方。为此，原先被视若“洪水猛兽”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也走进资产阶级学者的书斋。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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