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话：马克思主义与新史学
资产阶级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大致可分为两个发展阶段，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资产阶级学者主要是介绍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本世纪中叶以后，他们开始部分地采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问题。
早在19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在资产阶级学术界中就有一批有识之士开始觉察到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巨大威力和深远影响，开始初步接触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并程度不同地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不过，他们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认识是肤浅和片面的，其中不少人把唯物史观等同于经济决定论。如伊格尔斯指出的那样，“把马克思主义解释为经济决定论的形式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的社会民主运动中是时髦的。”（13）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处于初级阶段。比如1888年，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罗杰斯发表《历史的经济解释》一书，沿引了一些马克思的观点，认为巨大的历史事件只有以经济背景上才能得到理解。1891年，德国学者格罗塞和希尔德布兰分别发表了《家庭型式与经济型式》和《不同经济阶段的法律与习俗》，他们都被认为是受到了“经济史观”的影响。1897年，意大利罗马大学教授安东尼奥·拉布利奥拉发表了《论唯物主义历史观》，对唯物史观进行了较详细地介绍。190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塞利格曼发表了《历史的经济解释》一书，专门论述唯物史观的产生和发展。除此以外，资产阶级学者在一定程度上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深远影响及巨大的历史作用。如前边提到的塞利格曼教授就曾说过：“马克思和他的追随者们首次卓越而鲜明地强调了一定的法律、政治和宪法事实同经济变迁的关系。首次努力去提出一种一元论的历史观，无论我们是否准备把它作为对一般人类进步的一种充分解释来加以接受，我们全都必须承认它在激励学者们思想和扩展历史学与经济学的观念与概念方面已经起到了有益影响……它将在精神发展和科学进步的记录上占有一个尊荣的地位。”（14）另一位资产阶级学者、美国实用主义“新史学派”创始人詹姆斯·鲁滨逊也承认：“第一个对于科学的历史学作出巨大贡献的是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角落，这也是当时迫切需要一种合乎实际的学说的反映。……作出这样贡献的是一位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改革家，而不是一位职业历史家。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新奇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历史家研究过去时所应该注意的。他并且对于以前大家所不很了解的事情提供了科学的解释。”（15）上述资产阶级学者虽然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不无偏颇与片面之处，但它预示了资产阶级史学同马克思主义全面对抗时代的结束。巴勒克拉夫教授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促使这种状态开始真正转变的事件是1929-1930年的世界性大萧条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危机。马克思的历史判断的正确性这时看来得到了证实。1929年的大萧条结束了无视或蔑视马克思主义的时期。1930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广泛扩展，即使那些否定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的历史学家们（他们在苏联以外仍占大多数），也不得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这时历史学家所面临的任务……是应付马克思主义的挑战。然而，这次不是‘否定他对历史思想所作出的贡献’，而是‘用我们逐渐积累起来的而他却完全不知道的关于过去的大量证据’去对他的历史解释‘进行新的分析’。”应该说，巴氏这段话比较客观地反映出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发生转变的一般心态。他还补充说：“到1955年，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中，也很少有历史学家会怀疑聪明睿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方法的积极作用及其挑战。”（16）
本世纪初以来，特别是30年代以后，西方史坛掀起一股要求历史学革故鼎新的强大潮流。在这股巨浪的冲击下，曾被奉为西方史坛正统的流行了近一个世纪的经验实证主义史学模式土崩瓦解；一种倡导综合和跨学科研究的新史学逐渐赢得了优势地位。这就是至今已驰骋于西方史坛60余年的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当然，新史学今天早已越出年鉴学派和法国的界限，而成为一股国际性的多元的历史创新运动。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形容的那样，“当时不过是象在广阔的大西洋上的一个小小的玩具船，然而却使世界历史学改变了方向。“纵观当今西方史坛，除了各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以外，在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队伍中，年鉴学派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最大，这种影响甚至波及年鉴学派几代学者的历史观。由于年鉴学派代表着当代西方史学革新的强劲潮流，故此马克思主义也间接地影响了当代西方整个新史学运动。
诚然，年鉴学派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派，年鉴学派的大师们没有一人自称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伊格尔斯教授曾把当今的西方历史研究归纳为4 种类型或模式，它们是：重大事件的记录者、年鉴学派、社会科学学派和马克思主义者。（17）可见伊格尔斯也并未把年鉴学派同马克思主义史学等量齐观，法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居伊·布瓦也认为，近年来，“两支巨流贯穿在当今的历史编纂学中。一支是马克思主义……另一支是那些为之感到自豪的人所说的‘新史学’。”（18）年鉴学派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派，但并不等于说它在某种程度上没有受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对此就连观点偏右并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年鉴学派著名史学家拉杜里也不否认。他承认，“马克思主义--当然不是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也对‘年鉴派’起了积极的影响，特别是1950年到1970年这个阶段。”（19）第三代年鉴学派的另一位著名学者勒高夫也谈到马克思主义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曾给新史学以启迪，他称马克思为“新史学的大师之一”。年鉴学派的大师们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非常正直和具有进步倾向的学者。布洛克、费弗尔、布罗代尔等人都曾投笔从戎，亲身参加过反法西斯主义的正义战争。而且他们很重视学习马克思等人的著作，特别是第一代和第二代年鉴派学者更是如此。在他们身上不难发现马克思的影响。拉杜里曾讲过，“马克·布洛克对马克思并不陌生，虽然他表面上很少引证马克思的话。”他们都以非常严肃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费弗尔就指出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意义，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方法。他写道：“任何一个历史学家，即使他从来没有读过一行马克思的著作，或者他认为除了在科学领域之外自己在各方面都是狂热的‘反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可避免地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思考和了解事实和例证，马克思表达得那样完美的许多思想早已成为我们这一代精神宝库的共同储备的一部分了。”（20）布罗代尔比他的老师更加深入地研究过马克思的著作，特别是《资本论》。他说：马克思的天才，马克思的影响经久不衰的秘密，正是他首先从历史长时段出发，制造了真正的社会模式。”（21）那么，马克思主义究竟在哪些具体问题上对新史学产生过影响或启迪呢？对此，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曾作过论述。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居伊·布瓦指出：“马克思主义很早就在方法论的革新中发挥过多方面的作用。由于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是一种同时考察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全面’史学（经济、精神、社会、政治），所以从一开始，它就毫无限制地向人文科学的各个部门敞开了大门。它认为社会的阶级和阶级之间的斗争具有决定作用，因此它对结构的重视甚于表面事件，对集体的重视甚于个人，对日常生活的重视甚于偶然事件。至于数值方法，马克思早已大量使用，这一点难道还需要提醒吗？所以，如果我们在‘新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发现有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那是毫不足怪的。”巴勒克拉夫则从五个主要方面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学家的思想产生的影响：“首先，它既反映又促进了历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从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的--事件转向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其次，马克思主义使历史学家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把工业关系当作整体的而不是孤立的现象，并且在这个背景下研究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历史。第三，马克思促进了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研究，尤其是他们在社会和政治动荡时期的作用。第四，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结构观念以及他对阶级斗争的研究不仅对历史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特别引起了对研究西方早期资产阶级社会中阶级形成过程的注意，也引起了对研究其他社会制度中出现类似过程的注意。最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它重新唤起了对历史研究的理论前提的兴趣以及对整个历史学理论的兴趣。”（22）此外，勒高夫还特别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对年鉴学派以及新史学运动的作用：“在很多方面（如在带着问题去研究历史、跨学科研究、长时段和整体观察等方面），马克思是新史学的大师之一。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学说（奴录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虽在形式上不为新史学所接受，但它仍是一种长时段的理论。即使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不能说明历史现实不同层次间的复杂关系，但这里毕竟揭示了代表新史学一个基本倾向的结构概念。把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放在首位，这与新史学重视研究生活于一定社会中的普通人也不谋而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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