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年鉴学派的发展历史上考察，尽管年鉴学派中的许多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友好和为我所用的态度，虽然他们的某些观点与马克思主义也有貌似之处，但如果我们仔细鉴别，还是不难发现两者本质上的差别和原则上的分歧。第一，虽然年鉴学派标榜“总体历史”，但它并没有彻底全面地体现包罗万象的“总体历史”的原则。经济社会史和精神状态史是年鉴学派耕耘最多的领域。年鉴派史学家经常把两者在历史运动和历史分析中所处的地位与作用等同起来。他们要么公开主张精神因素是决定力量，要么含糊其辞地提出多种因素（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相互作用，而这些因素完全没有主次、决定与非决定之分。恰如苏联学者尤·阿法纳西耶夫批评的那样：“他们（指年鉴学派--引者注）一般的历史观不是一元论的；他们既没有严谨的唯心主义理论，而特别重要的是，也没有唯物主义理论。”（23）不过，笔者认为，这种多元结构主义的历史观说到底仍然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决定论，它在当今西方史坛以新史学形式出现的各种历史学流派中（包括现代化研究）颇受青睐。第二，年鉴学派不赞成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理论和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学说，也不讲社会生产关系和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等一系列社会分析方法。年鉴学派自己也不存在一套解释和说明历史变革（特别是社会革命）的社会发展学说。他们只满足于对历史上存在过的结构、局势等中长时段现象进行阶段性的中性和静态的描述，而这些历史现象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不用人参加的并且脱离社会与文化影响的自我运动。如尤·阿法纳西耶夫说的，虽然“该学派（指年鉴学派--引者注）创始人强调物质生活的重要性，有力地推动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但是他们把物质生活史本身简单化了，从直接的‘物’的表现角度来理解物质生活。他们在经济史中丢掉了质的环节和因果关系中最重要的因素--从‘物’和‘物质生活’过渡到社会人和人的历史的杠杆，即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第三，由于年鉴学派，特别是布罗代尔对经济社会史和大众文化史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物化层面上，以至于历史过程的真正的社会方面在他们的科学兴趣中根本不占主导地位，特别是他们借口反对传统史学的政治史或事件史，从而极端轻视“短时段”历史现象的作用，剥夺了包罗万象的历史最重要的历史现实，如社会冲突、起义和革命的权利。他们虽然在名义上重视普通群众及其历史作用，但实际上完全忽略了他们日常的活生生的物质、精神和社会方面的创造性活动，以及这些活动对社会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巨大影响。因而也就更谈不上把人民群众作为历史进程中积极的和能动的参与者与创造者，当作历史运动的原动力了。结果是，普通群众只被当作一种消极的、静态的与潜在的力量和历史静态结构上的一个部件。用意大利学者金兹贝格的话说：“虽然下层阶级已不再被历史学家们所忽视，然而他们看来是被判定要仍旧保持沉默的。”（24）
三、简短的结论
西方的新史学自诞生到现在已逾“耳顺”之年，我国学者对它的译介也十年有余了。客观而论，我们对当代西方各史学流派的介绍和评析还很不够，也只有少数几所高校的历史系开设了这门课程，系统而深入地研究更是为数寥寥。亟需深入研究的问题还很多。以往我们考察新史学的起源，要么侧重于史学自身逻辑的发展演变，要么强调西方其他社会科学对它的影响，很少专门论及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史学的危机与变迁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实际上，新史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社会科学共同作用下产生的。特别是在历史分析的宏观和中观理论方面，新史学更是多受马克思主义的启发。当然，由于阶级立场的局限，以及由此带来的世界观与历史观上的差距，资产阶级学者不可能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衷心希望在两者之间多一点对话和理解，少一分对抗与偏见。就我国史学界来说，我们既不能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史学的发展无动于衷，甚至完全拒绝从西方其他社会科学的新发现中汲取养料；也不能妄自菲薄，看不到自己的优势所在，以为马克思主义不灵了或过时了，迷信西方的五花八门的社会科学理论。在这一点上，我们非常赞成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作法。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既坚持又不僵化，而是首先从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并以此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对待西方社会科学既勇于吸收又不盲目崇拜，特别是对其中不利于历史科学健康发展的部分更是要坚决摒弃，总之，只要我们用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当代西方史学，只要我们一切从历史实际出发。勇于探索坚持真理，我国的历史科学就一定会走向繁荣和振兴的道路。
注释：
①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
②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32页。
③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31-32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5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23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1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5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9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09-410页注89。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
（13）伊格尔斯：《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14）塞利格曼：《历史的经济解释》英文版，纽约1934年版，第106页。
（15）詹姆斯·鲁滨逊：《论历史学》，引自鲁滨逊：《新史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V11-V111页。
（16）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32，42页。
（17）伊格尔斯：《历史研究国际手册》，第8页。
（18）居伊·布瓦：《马克思主义和新史学》，载《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1年第4期，第25页。
（19）拉杜里：《新史学的斗士们》，载《世界历史译丛》，1980年第4期，第39页。
（20）费弗尔：《技术、科学和马克思主义》，转引自《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第11页。
（21）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载《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6页。
（22）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7页。
（23）尤·阿法纳西耶夫：《“年鉴”学派基本理论的演变》载《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第10页。
（24）金兹贝格：《奶酪与蠕虫》，转引自凯耶：《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英文版，剑桥1984年版，第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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