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钱大昕考证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儒家经典、史籍、诸子、文学、金石、释道、科举、封建伦理等许多方面。“于经文之舛误，经义之聚讼而难决者，皆能剖析源流；凡文字音韵训诂之精微；地理之沿革；历代官制之体例，氏族之流派，古人姓字里居官爵事实年龄之纷繁；古今石刻画篆隶，可订六书故实，可裨史传者；以及古九章算术，自汉迄今，中西历法，无不了如指掌”（31）。兹扼要略举数例于下：
如考证《论语》中“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中的“矣”、“也”二字。他说：“按，汉书董仲舒传引孔子曰：‘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又引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指出“上矣下也，语意不同，当是论语古本”。他又与《汉书》对校说：“今汉书亦改作也，唯宋景佑本是矣字。西汉策要，与景佑本同”（32）。并说明不同版本的书用字有所不同。
如“谁能驯予工”这句话，他考释说：“驯与顺同。易坤初象传，驯致其道至坚冰也，其文言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可证顺即驯字”，又举《尚书》有“畴若予工，若训顺”之句，来说明“故史公以驯代若”（33）之意。又如“牛者冒也”，他考释其音韵说：“牛牙音之收声，冒唇音之收声；声不类而转相训者同位故也”。并剖析说：“古人以反侧与辗转对，颠沛与造次对，元首与股肱对。反侧颠沛（读如贝）同为出声，元首同为收声，则亦双音矣”（34）。从而帮助读者了解经史典籍中的某些字句的字义和声韵。
如《史记》载张释之为堵阳人，应劭注释说：“哀帝改为顺阳，……括地志云，顺阳故城在邓州穰县西三十里，楚之郇邑也。及苏秦传云：楚北有郇阳，并谓此也”。他校正说：“堵阳与顺阳非一地，两汉志皆有堵阳县，属南阳郡。哀帝改顺阳为博山，以封孔光，不闻又改堵阳为顺阳也”。又进一步指出：“古书未闻以顺阳为堵阳者，正义之说盖出于水经注，此郦氏误尔”（35）。他不但考证出《正义》之错，还指出错的根源是郦道元的《水经注》。
如关于“三公”的来历，他引用《尚书大传》说：“烟氛、郊社不修，山川不祝，风雨不时，霜雪不降，责于天公；臣多弑主，嬖多杀宗，五品不训，责于人公；城郭不缮，沟池不修，水泉不修，水为民害，责于地公。王者三公，各有所主”。又引《论衡·明雩篇》说：“天公，司徒；人公、司马；地公，司空也”（36）。又指出到东汉时，三公的称谓已更改，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改大司马为太尉，骠骑大将军、行大司马刘隆即日罢。以太仆赵熹为太尉，大司农冯勤为司徒”（37）。从而使我们了解东汉前三公名称的变化情况。
如《续汉书》有“永元六年，度辽将军朱徵”，他指出《和帝纪》、《匈奴传》“俱作朱徽”（38）。又如“太尉属梁鲔，司徒严勖”一文，他校正说：“此严勖亦司徒之掾属，非司徒也，史脱文”（39）。纠正人名、官职之误。
如考证石刻，“蜀侍中杨公阙，见于牛运震金石图，云在梓潼县，隶体颇似汉人”。他指出：“亦谓是褚峻伪作，盖昭烈父子，建号成都，称汉不称蜀。即李氏据蜀，前称成，后称汉，亦未以蜀为国号。唯唐未王建、孟知祥，始自称蜀耳”。而得出结论说：“此阙既不似唐以◆款式，何得有蜀之名乎！作伪心芳，自露破绽”（40）。纠正了此金石图之误。
如考证历法，《武帝纪》载：“元鼎五年十一月辛已朔旦冬至”。他校勘说：“按，自是年至太初元年相距八岁，中积二千九百二十二日，冬至当在癸亥，不得到甲子。再以月法收之，得积月九十八又二十七日有奇”，因此“冬至当在十一月二十八日，未得置闰于天正前也”。又进一步指出：“若用大初之元，则辛已之冬至又后天一日。史家特据当时所颁之朔书之耳。律历志载，元朔六年甲申朔旦冬至，乃太初改历后逆推之，当时未必以为章首也”（41）。从而校正了《汉书》的历法之误。
从以上所举九例，可看出钱大昕考订之全面而广泛，态度之严肃认真，校勘之谨慎细致，做到了“巨细毕究，本末兼察”，因而“皆确有定见，盖先生致知格物之功，可谓深矣”（42）。所以才得出可靠的结论，使后人能够从这些经过校正的可靠史料了解中国古代史，并利用它去进行学术研究，这正是他在史学上的杰出贡献。
五
综上所论，可知钱大昕的“明体致用”的考据思想，已超出了以事论事、以史证史的狭隘范围；他不是单纯的为考证而考证，埋头于故纸堆搞繁琐无用的校勘；他也没有逃避现实，在他的诗文和考证中，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对君主专制、吏治腐败、士风颓废、封建礼教等，都有所揭露和谴责。他运用列证、分析、比较、推理、综合和专题考证等方法，来辨析、疏通和校正文字及经史的内容。他考校的经典、史籍和诸子著作有几十部，三千多卷，达三、四千万字之多。其份量之大，内容之广，条文之庞大，考据之精细，在清代考据学家中是少有的。徐世昌称赞他“考据精密度越诸家”（43）。他的考据方法不但新颖，而且具有开创性，特别是能够以金石铭文来考校经典和史籍，推动了清代考据学的发展。因此他是清代中期考据学的集大成者，称他为“清代考据学界的巨子”，是当之无愧的。
他的治学主张和考据方法，对清代及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朝中后期的许多学者，继承了他的学风，在学术上取得了许多成就。他的弟、子、孙及学生，“一门群从，皆治古学，能文章，为东南之望”。如钱大昭欲治《尔雅》，“大昕与书，谓六经皆以明道，未有不道训诂而能知道者。欲求六经之旨，必自尔雅始，”（44）。学后撰《尔雅释文补》、《广雅疏义》等著作。族子钱塘，“幼受业于竹汀”，“继乃肆力于经史，实事求是”（45），著有《易纬稽览图考正》、《续汉书律历志补注》等。蔡云“从竹汀肄业紫阳书院，著人表考校补一卷，……多本师说”。李富孙“长游四方，就正于卢文弨、钱大昕，……饫闻绪论”，“就经史传注诸子百氏所引，以及汉唐宋石经，宋元椠本，校其异同，或字有古今，或音近通假，……悉据古谊而疏证之”（46），著《易解剩义》、《七经易文释》。陈寿琪“及见钱大昕段玉载、……故学益精博”，著《尚书大传笺》、《五经异义疏证》等。张文虎尝读惠栋、戴震、钱大昕“诸家书，慨然叹为学自有本，则取汉唐宋注疏经说，由形声以通其字，……旁及子史，莫不考其源流同异。精天算，尤长校勘，……校《史记三注》，成《札记》五卷”（47）。
由上可知，钱大昕在经学、史学、文字、训诂等学科上的校勘和考证方法，为后世所继承和发展，其影响之大而深远。他不但继承和发展了清代的考据学，而且还开创了清末民初考据大师王国维之先河，王国维在钱大昕开创的以金石铭文证史的考据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创造了以文书证文书，以地下文物证文书的“二重考据法”，从而使考据学的面貌焕然一新。戴震常对人说：“当代学者，吾以晓征为第二人。盖东原毅然以第一人自居，然东原之学，以肄经为宗，不读汉以后书。若先生学究天人，博综群籍，自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宗也”（48）。他在治史方面的成就确实超过戴震和王鸣盛，不愧为清代中期一位博学多才、精通经史、著述宏富的学术大师和考据学界的巨子。他刻苦学习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治学主张，严谨、精细、朴实的学风和精湛的考据方法，至今仍值得提倡和仿效；他留下的许多著述，还是有价值的文化遗产。我们要进一步发掘乾嘉学派遗产之精华，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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