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学派，于“乾隆、嘉庆两朝，正达于最高潮，学术界几乎都被他占领”。①它不仅是清朝学术思潮的代表，也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大学术流派，在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上据有重要地位和影响。本文拟就乾嘉学派的学术成就及历史局限作初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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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乾嘉学派治学内容、治学方法上的特点，其学术成就可概括如下几方面：
1.集历代特别是明末清初考据之大成，把中国古代考据学推向高峰，形成独具特点的考据学派。人们一谈到考据，即联想到清代或乾嘉时期，似乎只有清代才有考据。其实，这是种错觉。考据作为一种治学的基本方法，为历代学者整理历史文献时所普遍使用，并非清代所独有。应该说早在古代有了文献资料，有了学术活动，就有一定形态的考证。如《论语·八佾篇》记载：“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微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微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微之矣。”孔子所谓文献不足，故杞、宋之事不足微，必然是经过对文献资料的检索考证而后得的结论。因此，可以说在孔子时代就有了考证。特别是相传孔子删定《诗》、《书》、《易》、《礼》、《乐》、《春秋》等六经，已是正规的古籍文献整理。所以，乾嘉考据大师段玉裁曾云：“校书何放（倣）乎？放（倣）乎孔子”。②俞樾亦云：“读书必须逐字校对，亦孔氏之家法也”。③可见，孔子也是搞考据的鼻祖。考据方法更加正规的运用于整理历史文献，当自汉代始。因汉继秦火之后，文献典籍或篇章亡佚，或字句讹误，或真伪可疑，都需要一定的考据，方可弄清真相。刘向、刘韵父子奉诏校书秘阁，便运用了比勘文字、辨别真伪、釐定篇次、分类编目等方法和程序，这些都是基本的考据工作。东汉时期古文经学盛行，对经书的训诂注疏大盛，涌现了郑玄等训诂学大师，确立了汉儒经师的权威地位。因此，清代乾嘉学派，以“郑学”为旗帜，以“汉学”相标榜。唐代孔颖达撰《五经正义》，颇重字句训诂与名物考证。而且，此时注史之风甚炽，如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颜师古的《汉书注》等，或明音义，或正史事，或详典制，均开史学考据之风。至宋代，虽然程朱理学盛行，但考据方法仍然不辍。诸如晁公武、陈振孙之考订图书。欧阳修、赵明诚考录金石，郑樵、王应麟考证文献，都取得突出成就。朱熹作为擅讲义理的大理学家，也并非不重视考据。他在校勘古籍，辨订群书方面，都有著述，特别是辨何古文尚书，对后来的学术思想发展有较大影响。明代虽然有王阳明的心性之学泛滥，但仍不是考据方面的学者和著述。如杨慎开启明代考据学风，梅{K1B506.jpg}、胡应麟考辨伪书，焦竑、陈第研究文字、考订古音，方以智考订方言俗语和官制。这些学者的考据成果和考据方法，直接开启了清初的经世实证学风。清初顾炎武等学者继承了明代学者的考据成果，并有鉴于明末以来的空疏学风，强调认真读书，重视考察和博求实证的朴实学风，以这样的方法研究经学、文字音韵学和历史地理学，为此后清代的考据学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开了先路，成为乾嘉学派的“不祧祖先”。继顾炎武之后，康熙时期又有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四书释地》，胡渭著《易图明辨》、《禹贡锥旨》，毛奇龄著《四书改错》，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姚际恒著《古今伪书考》，又有王锡阐、梅文鼎等关于天文历算之作。他们都专力于考据并分别在训诂经书、考释历史地理、考辨文献和天文历算方面做出成绩，成为乾嘉学派的直接先驱。乾嘉学派正是在继承和发展了历代特别是清初学者的考据成果与考据方法的基础上，把考据学发展为独立的学派。从学术思想史发展的历程看，任何一个自成体系、别立门户的学术派别，都要有自己的学术宗旨、治学方法、研究重点及学术风格，而这些则需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至乾隆中叶后，正是经过长期的积累之后，考据学作为一个独立学派的条件完全具备，以考据为特点的乾嘉学派才正式出现和形成。当时“许（慎）郑（玄）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尟，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④首先打出汉学旗帜的是惠栋，以惠栋为首形成了乾嘉学派中的吴派。稍晚于惠栋，又有戴震创立了乾嘉学派中的皖派。在吴、皖两派周围，涌现了一大批考据学家，诸如余肖客、沈彤、江声、王鸣盛、钱大昕、卢文弨、江永、洪榜、程瑶田、汪中、焦循、段玉裁、王念孙、阮元、王引之等。真是，学者辈出，著述如林，一时间呈现出“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的盛况。乾嘉学派的出现，使得考据内容更为广泛，考据方法也更为严密，考据成果更为充实和丰富。虽然，自说有了历史文献与学术活动，就有考据。但考据学成为独立的学派则是清代所特有的，而乾嘉学派可为集历代考据之大成，把中国古代考据学推到高峰，引向极至。
2.对我国两千多年以来的文献典籍，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总结，使丰富的文化遗产赖以保存，并为后人阅读、利用和整理提供了方便奠定了基础。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典籍丰富的国家，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延绵不断，流传下来浩瀚的历史文献典籍，是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珍贵史料。但在辗转相传中，大量的文献典籍，或由战乱、或因水火、或被风蚀虫蠹，不少亡失残缺，颠倒讹误，真假错乱。或由于年代久远，字形音义变化，艰涩难解，使人无法卒读。以考据为特长的乾嘉学派，在吸收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训诂笺释，版本鉴定，文字校勘，辨伪辑佚等方法和手段，对两千多年来流传下来的文化典籍，进行了大规模的、认真系统的整理和总结，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和成绩，涌现了重多的学者和著述。在经学、小学、历史、地理、金石、考古，以及工具书、丛书、类书的研究和编纂方面，都留下可资借鉴的宝贵成果。梁启超在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用一半以上的篇幅，综述《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分“经学、小学及音韵学”；“校注古籍、辑佚书、辨伪书”；“史学、方志学、地理及谱牒学”；“历算学及其它科学、乐曲学”等四部分，详细具体地总结了清代学者在整理古籍方面的成绩和贡献。虽然梁氏是就整个清代学者的成绩而言，但其中大部分成绩乃乾嘉时期所取得，读者仍可从中了解乾嘉学派在这方面的学术成就。
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家为核心，而儒家的思想又集中反映在其几部主要的经典上。由于乾嘉学派的治学范围乃以经学为中心，其学术成就也较多反映在对儒家经典的整理上。乾嘉学派几乎把儒家所有的经典，都重新加以训诂和笺释，如《易》、《书》、《诗》、《礼》、《春秋》、《论语》、《孟子》、《尔雅》等，都有新注新疏。惠栋的《易汉学》，《周易述》、《易例》，焦循的《雕菰楼易学三书》，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王鸣盛的《尚书后案》，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陈奂的《诗毛氏传疏》，孙诒让的《周礼正义》，秦蕙田的《五礼通考》，刘宝楠的《论语正义》，郝懿行的《尔雅义疏》……都是乾嘉学派训释儒家经书的著名考据之作。后来，阮元和王先谦汇编清代学者训释儒家经书的成果编成《皇清经解》与《续皇清经解》，收录经学著述194家、389种，达三千卷之多，足以反映清代学者特别是乾嘉学派治经方面的成就。我国老一辈史学家范文澜同志曾指出“乾嘉汉学系经学从考据方面的发展，古代制度文物，经考据学者的研究，艰深难解的古书，大体可以阅读。因此，把封建统治工具的经学，改变成科学的古代社会史、古代哲学史原料看，它自有很高的价值存在”，⑤实事求是地肯定了乾嘉学派整理儒家经学的成就与价值。
与整理经书相关联，为了搞清经书的字义与音读，乾嘉学者在文字学、音韵学方面也下了很大功力。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这方面的有关著作，如《尔雅》、《方言》、《广雅》、《说文》、《广韵》等。乾嘉学者也大都对之进行了整理、注释和研究。在这方面产生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和学术价值很高的著作。诸如戴震的《方言疏证》，邵晋涵的《尔雅正义》。王念孙的《广雅疏证》，阮元的《经籍纂诂》，王引之的《经传释词》，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等，在学术上均有很多创获。这些著述，至今仍是研究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重要参考著述。乾嘉学派在这方面的成就，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代。
除经学、文字学、音韵学而外，乾嘉学派用力甚勤的则是史学。乾嘉学派在史学方面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对史料的修补鉴别，考釐史籍的编著源流，考订历代史书记载的真伪异同，补订各史表志，以及搜集辨证遗文佚事方面，史论方面则不突出。乾嘉考据史学的代表作诸如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及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等。这三部类似的史书，亦各有特点。钱著详于校勘文字，解释训诂名物；王著则偏重典章制度的考实；赵著则在考辨史实的同时又多发议论，均有助于后人阅读了解古史。至于考订补注各断代史的史籍更是不胜枚举。乾嘉学派在史学方面的成就，还表现在各类史表的编排与方志编纂方面。清代各省、府、州、县均有创编和续订之志书，而许多志书大都成于乾嘉学者之手。方志的编纂与义例的创立，成为清代史学的一大特色。
乾嘉学派在古籍整理方面的成就，还突出表现在校勘、辑佚、辨伪方面。乾嘉学者运用校勘，把秦汉以来的大部分子书，诸如《荀》、《墨》、《老》、《庄》、《韩》、《管》、《晏子春秋》、《吕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太玄》、《法言》、《白虎通义》、《盐铁论》、《水经注》等，均予校订，或厘审字句、或推比章节，使许多难读的古书，文从字顺，恢复了本来面目。卢文弨的《群书拾补》、王念孙的《读书杂志》、俞樾的《诸子评议》，都是有名的校勘著作。乾嘉学者还经过搜集钩沈，把许多亡佚的文献典籍，从几部较大的类书或较古的典籍中辑佚出来。仅从《永乐大典》中，就辑出亡佚之书375种，4926卷。乾嘉时期著名的辑佚大家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即辑出经部书籍444种，史部8种，子部178种。从而使许多年久失传的典籍重见天日。再者许多伪书，或作者、年代记载有误的书籍，乾嘉学者也以严正的态度，加以辨证，确凿证明某些书是伪书，避免了以讹传讹，以假乱真。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崔述的《考信录》等，都是著名的辨伪著作。
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古籍，正是通过乾嘉学者的训诂注疏、校勘、辑佚、辨伪等才正本清源，去伪存真，成为信谳。我们今天，能对先秦以来的大量典籍加以阅读和利用，与经过乾嘉学者的认真整理研究密不可分。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离不开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阅读和鉴别，乾嘉学派在这方面给后人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方便，其成就是不能抹煞的，其研究成果应予充分利用。正如当代史学大师郭沫若同志所指出的：“欲尚论古人或研讨古史而不是考据，或利用清人成绩，是舍路而不由”。⑥这也说明，乾嘉学派在整理、保存文化典籍方面的成就，理应给予充分肯定。
3.乾嘉学派中有许多严肃的学者，在治学态度与治学方法上，严谨踏实，一丝不苟，而且还开近代实证学风之先河。乾嘉学派取得的学术成就与这样的治学态度、方法密不可分，而这样的态度和方法，也是其学术成就的一方面。乾嘉学者在治学中继承和发展了清初顾炎武提倡的学风，强调认真读书，重视实证，力戒空谈，主张“无一事无出处，无一事无来历。”花气力，下工夫，穷年累月地搜集材料，整理材料，而后用形式逻辑的方法，进行归纳、排比，“究其异同，核其始末”，论必有据，据必可信，反对盲目蹈袭前人的旧说。致使他们得出的结论，往往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专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审查过的、充分掌握了的历史材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⑦当然，我们所要搜集掌握的材料，除文献资料外，还有通过社会调查，归纳现实生活中的材料，而不只是从书本上抄录的死材料。但从重视和认真搜集材料的角度，乾嘉学者那种认真读书，重视实证，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和方法，确有值得效发和借鉴之处。
乾嘉学派在治学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乾嘉学者如王念孙、王引之、阮元等人，已将传统的学术研究方法，大大推向前进，使自己的学术研究方法，已具有某些近代气息。如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在训诂和词语研究中，已具有近代文法观念，以致当代语言学家吕叔湘在其《文言虚字》一书的序言中，认为自己在这方面的工作是王引之《经传释词》一书的继续。同时，王引之的学术著作，论证严密，逻辑性强，有纯熟的归纳、演绎技巧，已是系统的学术论著，而不象顾炎武、阎若璩的《日知录》、《潜丘札记》等零金碎玉式的札记之作，开启了近代学术论著的论证之风。再如阮元在自己的学术著作中，已运用统计方法，对事物进行归纳，具有类的观念和发展的观念，已突破了传统的研究方法。阮元在表述问题时，运用的一些词汇如“实事”、“西学”、“西法”等等，也都是近代学者常用的词语。总之，从这些学者的研究方法、研究用语中，已可嗅到近代学术研究的气息，这正是学术研究反映历史转折时期时代特点的表现。那种所谓乾嘉汉学把“中国学术进到近代之路隔断了”的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以上概略地论述了乾嘉学派的学术成就，这不足以括其全，却也足以说明该学派并非从研究内容到研究方法都一无可取之处。乾嘉学派，也不仅仅只是整理古籍方面有些贡献，它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和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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