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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肯定乾嘉学派的学术成就，只是肯定它在其所处时代达到的学术高度和水平，尊重历史的辨证法的发展，给予其一定的历史地位，而不是盲目的颂古非今，更不是赞扬任何封建毒素。因而，我们在肯定乾嘉学派学术成就的同时，还必须清醒地看到该学派的弊端及其历史局限。总的看来，乾嘉学派的历史局限和弊端，主要有如下几点：
1.乾嘉学派作为乾嘉时期占支配地位的学术流派，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封建社会的封建文化遗产。从总体上看，其治学宗旨和治学内容仍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封建文化，这就注定了其不可克服的历史局限。它的治学宗旨和特点，决定其治学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和其它封建文化典籍，它研究考证的问题，几乎全是书本上的问题，缺乏新鲜的、现实的实际内容，确有脱离实际的倾向。再者，由于该学派产生于清代“太平盛世”，与盛世相适应，它在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基地上，才有可能获取丰富的养料而蓬勃生长，并作为盛世的点缀，尚可发挥一定的历史作用，诸如参与纂修《四库全书》等许多大部头的丛书和类书。然而，一旦时过境迁，社会转向衰败，矛盾加深，出现危机，它也就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正如当时一些学者所指出的：“近世言汉学者，喜搜古义，一字聚讼，动辄数千言，几如秦近君之说《尚书》。当天下无事时，文章尔雅，以之润色太平可矣，及其有事，欲以口耳之学，当天下之变，宜其束手无策。”⑧到嘉庆时期，社会呈现了经济衰败，政治腐朽，思想沉寂的残破景象，不仅国内阶级矛盾尖锐，而且世界资本主义各国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面对形势的急速变化和深刻的社会危机，历史的进程要求学者和思想家，把视线从古代典籍转移到现实斗争，从学术思想的角度，对社会变革及其发展趋势，作出必要的解释和论证，乾嘉学派则捉襟见肘，无能为力。它既不能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也不能适应社会动荡的局面。因此，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乾嘉学派如同“康乾盛世”成为过眼的烟云一样，也迅速走向没落。被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以今文经学为形式的新的经世致用思潮所代替，这是乾嘉学派本身的局限导致的历史必然。
2.乾嘉学派观察和思考问题的角度是向后看的而不是向前看，论证问题的过程和方法也过于机械和烦琐，这是其最突出的弊端。由于乾嘉学派的治学内容是以儒家经典为中心，其治学方法是以考据为特点，一些乾嘉学者认为儒家典籍越古越真，越符合经书的本来面目。甚至认为对儒家典籍的注疏，也是唐胜于宋，汉必胜于唐。这种观点使他们观察和思考问题时，走上复古、倿古倾向。特别是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学者，抱着“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态度，具有明显的复古，泥古毛病。所以《四库提要》批评惠栋“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王引之甚至批评惠栋“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在惠栋这种复古、泥古思想影响下，一些乾嘉学者几乎是嗜古成癖，譬如江声，生平竟不作楷书，与人通信也写古代的篆字，看他的书信如观天书符录。不少乾嘉学者也有泥古不化的怪癖。其次，由于乾嘉学者强调博证，进而走向嗜博烦琐之一途。本来，旁征博引应以研究论证问题的需要为转移。但在博证风的影响下，有些乾嘉学者，为考证而考证，卖弄博洽，故弄玄虚。往往“繁称千言，始晓一形一声之故”，致使考据学愈益走向烦琐。恩格斯在批判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时指出：“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相当广泛的，各依附对象的性质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都迟早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要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记了他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记了他们的产生和消失；看到它们的静止，忘记了他们的运动；因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⑨而绝大多数乾嘉学者，正是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他们虽然对个别问题和事例，通过音训考据，能得出接近正确的解释，但从总体上说，却具有孤立、片面、狭隘的观点，他们不能用运动、发展、变化的观点，去研究考察问题，不能从事物的相互联系中，分析事物的发展趋势，尤其是对重大的历史事变，不能作出应有的说明。烦琐、泥古、形而上学可以说是乾嘉学派的根本弊端。
3.党同伐异、壁垒森严的门户之见，这是乾嘉学派的另一突出弊端。在古往今来的学术研究中，都鼓励提倡各个学派具有自己的特色。而一个特色的学派也应该旗帜鲜明，敢于标新立异。也只有这样，才能百花齐放，才能促进学术事业的前进和发展。但是，任何一个具有特色并能取得巨大成就的学派，必然是兼容并蓄，吸收各家之长，而不能抱残守缺，抱门户之见，排斥其它学派。然而，乾嘉学派，公开打出汉学的旗帜后，以恢复汉学为己任，而排斥宋学。在清代坚持宋学立场的，也不屑与汉学家为伍。在整个有清一代汉、宋学之争，此伏彼起，一直不绝如缕。在汉、宋两派的对立斗争中，无论是汉学和宋学，都有很深的门户之见。其中江藩撰写的《国朝汉学师承记》与方东树撰写的《汉学商兑》，可以说是各自站在汉、宋学立场上，宣扬自己、排斥对方，顽固扩张门户的典型代表。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大张汉学，记述汉学源流，为每个汉学家树碑立传，认为清代汉学“使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日”。然而，却把清代最有影响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顾炎武、黄宗羲附于卷未，理由是此“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耳，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者哉！”⑩江藩为大张汉学门户，甚至不惜削足适履，纂改史料。而方东树则站在宋学立场上，在其撰写的《汉学商兑》中，把清代汉学家，从顾炎武、阎若璩，到惠栋、戴震，一一抨击，指责汉学家“离经叛道”，乃“几千年未有之异端邪说”，痛恨“近世为汉学考证者”，“著书以闢宋儒攻朱子为本首”，甚至破口大骂汉学如“鸩酒毒脯，烈肠洞胃”，如“洪水猛兽，横波荡流。”（11）在汉、宋两派各持门户之见的影响下，不少汉学家都有很深的门户成见，特别是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学者，门户之见尤深。早在乾嘉当时，一些有思想的进步学者就已指出乾嘉学派的这种弊端，如焦循就曾指出“循尝怪为学之士，自立一考据之名，以时代言，则唐必胜宋，汉必胜唐，以先儒言则贾孔必胜程朱，许郑必胜贾孔，凡郑许一言一字皆奉为圭壁，而不敢少加疑词。窍谓此风日炽，非失之愚则失之伪，……循每欲芟此考据之名目，以绝门户声气之习。”（12）焦循已清楚地看到乾嘉考据学，固守门户之见而造成的不良后果，而决心“消除门户声气之习”。多数汉学家之所以坚持门户之见，其思想方法则是把汉、宋之学绝对对立起来，认为汉学重名物训诂；宋学则只讲心性义理。其实，这只是就一般趋向而言，并不是绝对的。尽人皆知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可谓典型的宋学家，却有许多名物训诂之作。同样，戴震是乾嘉汉学的集大成者，又何曾不谈义理。所以，鸦片战争前夕龚自珍在其《致江子殿牋》中，就明确指出：“若以汉学与宋学为对峙，尤非大方之言，汉人何尝不谈性道，宋人何曾不谈名物训诂。”而且，无论是汉学或者是宋学，都是各自所处时代官方的统治学说，在各自的思想学说中，都是精华与糟粕杂陈。只有排除门户之见，才能吸其精华，去其糟粕。否则，象有些汉学家那样，坚守门户，唯汉是从，必然会视糟粕为精华，良莠不分，结果不仅使本学派缺乏生命力，也影响整个学术事业的发展。
愈到后来，乾嘉学派的上述局限与弊端，暴露得愈加充分，到了鸦片战争前夕，一些对社会危机有深切感受，要求改变现状的进步思想家，痛感终日将时间精力消磨在名物考据之中，对于时事政治，国计民生不闻不问的乾嘉汉学，成为解决现实的障碍，大声疾呼要求改变学术风气。正如魏源所指出的：“自乾隆中叶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只“知争治诂训音声，瓜剖鈲析”，“罔知朝章国故为何物”，也“罔知漕、盐、河、兵得失何在，有奋志讲求抱负宏远之人，人群笑为迂阔”，其恶果是“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13）所以，嘉道之际，乾嘉学派便走向衰败和没落，此后，虽然还有少数学者循着乾嘉学派的治学门径，在学术上仍做出可观的成绩，但作为一种学术思潮，乾嘉学派却成为历史的陈迹。
历史的、恰如其分的分析论述乾嘉学派的学术成就与历史局限，自然也就会看清其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进而对其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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