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章同志是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语言文字学家，同时又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在漫长的革命斗争生涯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史学思想，表现出丰富的科学内涵。
一、“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
“经世致用”是我国历代治史的主要目的。运用历史提供借鉴，为统治阶级服务，是历代史学家修史的优良传统。吴玉章也毫不例外地继承了这一传统，自觉地运用所掌握的历史知识为革命斗争服务。
吴玉章从小喜爱历史，勤读史书，熟悉许多历史事实。加入同盟会后，他认识到历史在宣传中的巨大作用，于是在他主办的《四川》杂志中就用了大量篇幅宣扬汉族的光荣历史，激发人民的革命斗志。在资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中，吴玉章非常注意以史为鉴，以历史经验为革命斗争服务。1907-1908年，同盟会起义屡屡受挫，大批革命党人被捕入狱，1908年《民报》和《四川》杂志同时被查封，革命处于低潮，有的人叛变革命，卖身求荣；更多的革命党人则不惜以身殉国，用暗杀方式对付清政府的镇压。吴玉章分析当时的革命形势后指出：“征诸历史，各国革命失败时则暗杀之风必盛”（《吴玉章文集》，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1页。以下凡出自该书，只注明页码），他认为，如果有生力量都去搞暗杀，则会削弱革命势力，使“志士灰心，而党也受莫大的损失”（第1261页），力劝同盟会会员放弃盲目的暗杀行动。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吴玉章进入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研究院工作。为了驳斥托洛茨基派拉基卡尔和取消主义者陈独秀所谓中国没有封建主义因而否认中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要性的谬论，他和林伯渠一道潜心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问题，写出了《太平天国以前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分析》一文，比较全面、深刻地论述了自秦朝到太平天国革命前中国社会的封建主义性质，充分肯定了中国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和正确性。这是吴玉章自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历史问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开始。
1955年吴玉章在谈到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时说：“我们研究历史，不能沉溺在学院式的研究中，而要从历史中总结出经验教训，以指导我们今天的革命事业。”（第918页）三年后，他在总结戊戌变法的历史教训时又强调：“我们研究历史不要厚古薄今，而要厚今薄古”（第898页），“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对历史发展的过程，进行具体的分析，并从中取得应有的经验教训，以利于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和自己的思想改造。”（第898页）1961 年他在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更加明确指出：“实际上，我们提出纪念过去的某事某人，其目的都是为的对我们的人民进行教育，是面向现在，而不是面向过去。”（《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上册，第1页）
二、经济先导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认为，要认识一个社会发展、变化的根源及其规律，必须从经济基础入手，以经济为先导。吴玉章对此有深刻体会。1941年，他在阅完《中国通史稿》第一编给吴亮平复信时指出，在编辑有编年纪事的历史时，“每一个朝代必定要先从它的经济发展情形说起，然后及于它的文物制度等上层建筑”（第843页）。
吴玉章运用经济先导的思想研究历史，是他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后开始的。1928年12月，吴玉章和林伯渠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工作。为了揭示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结构并进而揭示出中国社会的性质，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从秦朝到太平天国以前的中国作了较详尽的考察。通过研究，他们指出：“这个半封建的经济制度（即财产资本的土地经济制度--引者注），保障了中国封建的家族社会与地主阶级的统治，而封建的家族社会和地主阶级的统治，而封建的家庭社会和地主阶级的政治又转过来束缚了经济，因果相循，就造成了中国特殊的现象。”（第733页）吴玉章从土地关系入手，比较透彻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进而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出路：“中国革命若要成功，非推翻财产资本的地主阶级不可；要推翻财产资本的地主阶级，非推翻小资产阶级的绅士及封建家族社会不可；要推翻绅士及家族社会，非推翻孔子的学说不可。而唯一的就是要推翻他的经济基础，就是说唯一的手段就是土地革命，无条件地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收归国有。”（第761页）
三、“事实确实，立论公平”的历史观
历史学作为一门为政治服务的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人们认识水平的制约的。但历史终究是一门科学，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吴玉章认为，“不管社会生活现象如何复杂，社会历史科学都能成为例如生物学一样的实验科学”（第861页）。
研究历史，史料是首要的，它是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和基础。吴玉章指出：“史实可信是科学的最基本的要求。一切正确的理论就是从可靠的事实中引出来的。如果史实错误，不管议论多么宏伟，也是站不住的。历史要求事实完全可靠，而不允许有任何的虚构和夸张。”（第2 页）。
欲求立论公允，把握史料只是第一步。吴玉章指出，“历史科学的任务就在于发现事变中的真实联系，说明一般的运动规律。要能够正确地担负起这个任务，就必须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掌握研究历史的最基本的方法。”（第3 页）他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进而提出，“研究历史要从过去实际事变，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去找它的原因和发展规律，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来观察事变，以科学的历史观来研究历史。”（第933页）1959年6月，在全国档案资料工作先进经验交流会上，他再次强调用唯物史观科学分析历史的重要性，他说：“研究历史必须与档案资料结合起来，但更重要的还在于既有确切的档案资料，还要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分析。”（第534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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