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历史考证之学，至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发展到鼎盛，考证名家如夏夜群星璀灿夺目，钱大昕则是其杰出代表。总结钱大昕历史考证学的理论和实践，为新史学的繁荣服务，是我们研究史学史的任务之一。
一
从事历史考证，首先要解决目的问题。顾炎武等人以考证为手段，以经世致用为目的，很受今贤赞许。而乾嘉学者埋头考证，似乎为考证而考证，则颇遭今贤微词。钱大昕从事考史，目的何在，不可不首先辨明。
钱大昕从事历史考证，主要有三项目的。
其一是为了贯彻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张。他说：“文以贯道，言以匡时，雕虫绣蜕，虽多奚为？”①他总结历史经验，认为学问与国家兴亡密切相关，在《士大夫不说学》中指出：“士大夫不可以无学。不殖将落，原氏所以先亡；数典亡祖，籍父所以无后。董昭言，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曹魏所以不永也。史洪肇言，但事长枪大剑，安用毛锥；乾祐所以失国也。蔡京禁人读史，以《通鉴》为元祐学术；宣和所以速祸也。”学问与社会从来都有着密切关系，不重视学术的社会和不关心社会的学术都是难以长久存在的。钱大昕所作的历史考证，多是从现实社会和政治中选题，以考古来喻今世。比如《十驾斋养新录》卷16“父母官”条，表面上是考证父母官名称的由来，实质却在斥责当今“有不爱百姓之官，甚至假其势以恣其残暴，苟有人心者，能毋顾名而惭且悔乎！”卷18“党籍”条，说：“奸臣暴君，快意于一时，而被其毒者，流芳于百世，心愈狠而计愈拙，当时无恻隐羞恶之心，后世岂无是非之心哉！徐健庵云：‘做官时少，做人时多；做人时少，做鬼时多’。此辈惜未闻斯语。”从中，我们不难感悟到他对当时文字狱倒行逆施的警告。当然，处于政治高压之下，钱大昕是不敢公开指斥当局的。但他用这种婉转的方法，通过历史考证来阐明其经世思想，则是我们应该予以理解的，这就是他自己所说的：“柳翳隐形，志在避祸，千载之下，必有心知其意而莫逆者。”②
其二是为了纠正颓废的学风。宋明时代，理学盛行，许多学者崇尚空谈，学风败坏。清初学者对此已有深刻批判。但风气转变原非易事，况且清王朝从巩固政权出发，仍大力提倡理学，故而钱大昕从事考史，每讲学风，则以明季为鹄的，以纠正空疏学风为己任。他批评“明代人空疏无学，而好讲书法。”“明人好谈名节，而于纪载多失讨论”，“盖八股取士所得，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子衣钵相承，转以读古书为务外。”以至著述“涉笔便误”，学子“揣摩剽袭”，世人“口耳与身心相戾。”③他提出纠正的方法是“多读书，善读书”，“穿穴经史，实事求是。虽议论不必尽同，要皆从读书中出。”④由此，钱大昕读书考史，颇注意以之揭露理学之妄说。如理学讲妇人要从一而终，钱大昕则考证礼之七出之文，说：“先儒戒寡妇之再嫁，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予谓……去而更嫁，不谓之失节。”⑤这那里是为考证而考证！
其三是为了给后世留下信史。历史记载有曲笔和讹谬，考证就是为了纠正讹误，恢复历史真实。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序》中明确阐述道：“夫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盖以见其美。拾遗规过，非为{K1B601.jpg}龁前人，实以开导后学。”正是由于钱大昕等学者的艰苦考证，使我们今天研究古代史时资料上的障碍少了，他们的贡献岂可低估！
二
有人把历史考证看作雕虫小技。其实，这一学问很大，没有正确的思想，丰富的学识，纯熟的技巧，是很难搞出成绩来的。
从长期从事历史考证的实践中，钱大昕总结出考史者应具备诸多的基础和条件。
首先要实事求是，不迷信盲从。钱大昕反复讲史学要实事求是，不妄下雌黄。他批评王安石“心术不正，即在好非议古人。”⑥赞扬顾炎武、惠栋等人“皆精研古训，不徒以空言说经，其立论有本，未尝师心自用，而亦不为一人一家之说所囿。”⑦他最反感“擅改古书，以成曲说，”说这“最为后儒之陋！”⑧要实事求是，就必须破除迷信。在《释道俱盛于东晋》《轮迴说》《星命说》中，他痛斥佛道和天命说教的谬妄。对前贤师友他也绝不盲从，敢于批评他们的不足与错误。正是由于朴素的唯物思想和独立思考的精神，使钱大昕在从事历史考证时能高屋建瓴，头脑清醒，突破藩篱，有所发现。要实事求是，还必须摒弃门户之见，不偏激穿凿。他批评朱熹“意尊洛学，故于苏氏门人有意贬抑，此门户之见，非是非公也。”⑨他认为偏激的见解往往源于处境和地位的不同，因此告诫：“处患难者，勿为怨天尤人之言；处贵显者，勿为矜已傲物之言；论学术，勿为非圣悖道之言；评人物，勿为党同丑正之言。”⑩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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