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要知人论世，不苛求古人。他认为研究历史，从事历史考证，“必知其人而论其世。”（11）他不喜为人之诗作序，就是因为诗寓情志，倘“不知其人志趣所在而强为之辞，赘也。”（12）他最痛恨有的人“强作聪明，妄生疻痏，不稽年代，不揆时势，强人以所难行，责人以所难受，陈义甚高，居心过刻。”（13）
第三要有广博的知识，不空疏措大。他说：“自古史家之患，在于不博。”（14）认为史家必须注重舆地、官制、氏族之学。他说：“读史而不谙舆地，譬犹瞽之无相也。”（15）批评贞观“史臣不谙官制”，以至《隋书》多误。指出“氏族之不讲，触处皆成窒碍。”（16）钱大昕本人就是一位公认的知识渊博的学者，段玉裁赞扬他“凡文学音韵训诂之精微，地理之沿革，历代官制之体例，氏族之流派，古人姓字里居官爵事实年齿之纷繁，古今石刻画篆隶可订六书故实可裨史传者，以及古九章算术，自汉迄今中西历法，无不瞭如指掌。”（17）正因为此，钱氏在考史中能触类即通，游刃有余，作出显著成绩。
第四要注重证据，搜集丰富的资料。钱大昕终生勤于搜集各种考史资料。他自己藏书丰富，“插架图籍，不为不富。”他还与许多藏书家建立了深厚友谊，以便向他们借阅罕见图书。为了考史需要，他有时花很长时间搜寻某一种书，比如宋《宝祐会天历》，他就找了五十年才在苏州吴氏家见到。他特别重视以金石证史，自称“平生最嗜金石刻，钟鼎款识穷爬搔。”（18）先后得到金石文字二千数百通，编成《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附录》及《金石文跋尾》共35卷。以金石证史，其“考史之精博，逐能超轶前贤。”（19）
第五要区别各种资料的考史价值。丰富的资料是考史的基础，但各类资料的可信程度不尽相同。钱大昕经过几十年的探讨，精辟地指出了各种资料的证史价值。他认为金石文字最可信，说：“史文转写或失其真，唯石刻出于当时真迹，当据碑以订史之误，未可轻訾议也。”（20）在各类史书之中，他认为实录比正史更为可靠。而正史又比方志、家乘可信。对于正史，他又尊私撰而斥官修。钱大昕还重视诗歌和小说笔记的证史之功，说：“谁谓小说无裨于正史哉！”（21）他独具慧眼，注意发掘民族文献。《元朝秘史》、《元圣政典章》、《圣武亲征录》、《朝鲜史略》等书都因他的访求评论而得为治史者所重。
第六要求善本。钱大昕精于版本目录之学，但求书是为了运用，求罕本珍籍亦为考史。他说：“经史当得善本。……若曰读误书，妄生驳难，其不见笑于大方者鲜矣。”（22）他赞扬时人冯应榴据宋元刊本考订辩证所著之《苏诗合注》，说：“立言愈慎，考古愈精，披沙而金始露，凿石而泉益清，是书出而读苏诗者可以得所折衷矣。”（23）这里讲的是一部书，但推广而之，亦是钱大昕艰苦考史的经验之谈。
三
历史考证是一门精深的学问。朱熹曾经说：“读书玩理外，考证别是一种功夫，某向来不曾做。”钱大昕很赞赏此话，说“朱文公议论平实。”（24）以历史考证方法论，钱大昕超越前人和时贤，卓然独立，达到圆浑自如至缜至密的程度。
考史的第一步是发现问题，确定考证对象。钱大昕主要是通过不同资料的校勘来找出差异，予以辨证。他把自己的考史专著定名为《廿二史考异》，其因正在于此。他自述其写作过程是对廿二史“反覆校勘，偶有所得，写于别纸，涉猎既久，启悟遂多。”（25）前后花了近四十年功夫，终成斯书。钱氏校勘不外乎陈垣先生《校勘学释例》中总结的对校、本校、他校、理校诸法。通过校勘，发现差异。凡文字上的错讹衍脱，往往直接解决。但对那些问题较为复杂，真伪难以骤定，众说难以适从者，就需要运用考证的方法予以解决。
钱大昕也凭藉自己对历史、地理、职官、年历、文字音韵、姓氏、史例、避讳、謚法等广博的知识，发现历史记载中的问题，进行考证。比如《隋书·经籍志》“梁有魏司农卿董遇注《周易》十卷。”钱氏凭其职官知识立即指出，此“卿”字乃“史臣以意增之。”（26）
还有一种做法是从现实政治、社会或读史中提出某一方面的问题，进行系统的耙梳考证。例如清乾嘉间动辄将人凌迟处死。钱大昕两次作文，专题考证凌迟之刑的由来及历史，且引陆游奏状，称此刑“感伤至和，亏损仁政，实非圣世所宜遵也。”（27）
此外，还有因朋友学子的询问而进行考证，因新发现的碑石文字珍稀书籍引出考证，或为了学术上的需要进行考证等。
钱氏给阎若璩作传，称其“平生长于考证，遇有疑义，反复穷究，必得其解乃已。学问之无穷，而人尤不可以无年也。”（28）这其实也是钱氏自己从事历史考证的艰辛历程。《十驾斋养新录》卷15《吴越武肃王庙碑》一文，就记载了他考证该碑文疑义的过程。《会稽志》中讲，吴越武肃王庙有一巨碑，立于荒园中，内容是“唐长兴七年吴越王弃宫馆，后二年嗣王建庙于越。”但宋人刘恕《吴越纪年》则称“天福元年七月乙卯，立武肃王庙于东府。”天福元年与长兴七年为同一年（丙申），都当公元936年，两者已有不同。更主要的在于《五代史》、《吴越纪年》、钱俨《吴越备史》都说武肃王钱鏐死于长兴三年（932年壬辰）。 庙碑言其长兴七年死，显然有一误。钱大昕说：“然碑当时立，立碑者皮光业为其国丞相，亦不应误谬至此。盖皆不可知。予读此志，蓄疑有年。”后来，朋友送给他风山灵德王庙碑拓片，文署“宝正六年重光单阏岁”。见此，钱大昕才恍然大悟。原来，宝正是吴越武肃王的年号，他死于宝正七年，即后唐长兴三年，丞相为之立碑，当然用宝正年号，称“宝正七年弃宫馆。”后来，吴越王钱弘椒归顺宋朝，忌讳钱鏐自建年号事，“乃磨去宝正，易以长兴，非复元刻之旧矣。”这一个小问题的考证，竟花了这么大的功夫，实在是外行人难以想象的。钱氏有《绝句》言：“灵鹊不如拙鸠，快马不如钝牛。记得黄涪翁语，真富贵在千秋。”（29）他正是以拙鸠钝牛的精神，不畏艰险，辛勤地在文献的瀚海中遨游搏击了五十年，才对廿二史以及许多其它古籍进行了精审的考证，给我们留下了数百卷的煌煌巨著。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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