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据用语、称呼考定法。许多用字、话语、称谓、名号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和时间性。比如，元朝人称元为大元，明人绝不这样称；西北人称小为尕，称孩子为娃，它地不这样称；活人不会有谥号；帝王未登位和死后不称尊号；避讳字是有其人名才有此讳；地名都有其产生的时间；等等，这些材料都可以用来考史，尤其是判定某些文献的著作年代或真伪、附益等。钱大昕常常用这种方法进行历史考证。例如唐宣义郎周远志等造阿弥陁像，并有记文，年号署为上元。但唐高宗和肃宗都有上元年号，一在公元674-676年，一在公元760-761年。钱大昕根据记文中“奉为天皇天后”的文字，断定其“在高宗朝无疑。”（36）因为唐高宗于咸亨五年尊称为天皇，武皇后为天后，并改年号为上元。唐高宗死后，武后称皇太后，不再有天皇天后之称。
第七，歧说择优法。同一问题有不同说法，用其它方法难以确定时，可以分析各种说法的可靠程度，从中选出在史料学或文化典制学上看来最为可靠的说法。钱大昕用此法进行过许多考证。例如，据《辽史》记载，辽道宗有清宁、咸雍、太康、大安、寿隆五个年号。但洪遵《泉志》晁公迈《历代纪年》都说有寿昌年号，《东都事略》、《文献通考》有寿昌无寿隆年号。钱大昕考证说：“予家所藏辽石刻，作寿昌者多矣，文字完好，灼然可信。且辽人谨于避讳，道宗为圣宗之孙，断无取圣宗讳纪元之理。此《辽史》之误，不可不改正。”（37）
第八，方位确定法。地名考证，重要的是确定该地的大体地理方位，方位一定，再在小范围内搜寻，往往可以得其准确位置。钱大昕精于地理之学，用此法纠正了前人的许多误说。例如，《资治通鉴》卷171 陈太建五年九月有“前鄱阳内史鲁天念克黄城。”胡三省注此黄城在谯州，即今安徽蒙城附近。钱大昕考察了这次陈朝军队北伐的行军路线，周炅、鲁天念一路是“别取江北蔪、黄之地”，由之北寻，附近有安昌、汉阳、义阳等地名。通过对《隋书·地理志》和《周书·杞国公亮传》的分析，指出，此“黄城与安陆相近，则必为黄陂城，非淮口之黄城矣。胡氏乃以下蔡之黄城当之，则安昌、汉阳、义阳皆风马牛不相及矣。”（38）
第九，据音韵考证名称之实。古代有很多人名、地名、事物名，由于据民族语言、方言译为汉语、通语，用字有所不同，而使后人误解，或以一为二，或误二为一。钱大昕在音韵学上造诣很深，又通习蒙古语，所以在运用音韵考证名称方面取得很大成绩，往往使学者叹为发千古之覆。例如《晋书·载记秃发乌孤》言“秃发”姓氏的来历，说因“鲜卑谓‘被’为‘秃发’，因而氏焉。”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卷22中指出：“秃发之先与元魏同出，秃发即拓跋之转，无二义也。古读轻唇音如重唇，故赫连佛佛即勃勃。发从发，得声，与跋声正相近。魏伯起书尊魏而抑凉，故别而二之。《晋史》亦承其说。”
第十，多重证据法。由于历史现象本身的复杂性，使得孤证有时难以定案，这就需要凭多种不同性质的证据以考定，使结论更为可靠。钱大昕治史提倡“不穿凿，不诋毁”，只要资料允许，尽量从多方面进行考订，以使其“确乎不可易。”（39）例如关于陶侃为陶渊明曾祖的考辩。《宋书》和《晋书》都这样讲，清人阎詠却据《赠长沙公诗序》中“昭穆既远，已为路人”一句，否认此说。钱大昕先以陶渊明《命子诗》，继以牒谱学历史，又以官制，再以宗法制度与其家世状况，再以两人之居地，最后以颜延之《靖节诔》，从六个方面，层层剖析，一举驳斥了阎詠的误说。
第十一，常识判断法。有些史书中的说法与常识抵触，有些问题难以找到其它证据却又是常识性的，就可以用常识判断法。钱大昕有不少考证运用此法。比如《史记·秦本纪》载，昭王四十四年攻韩南郡，取之。《六国表》作“南阳”。但昭王三十五年已置南阳郡，此处又讲攻韩南阳，取之，岂不矛盾。钱大昕考证说，昭王三十五年所置南阳郡是原魏之南阳。韩国的南阳，秦在以前曾攻占其中二城，但“战国时大郡或领十数城，非一时所能尽拔，至是始悉取之。”（40）这其实是个常识问题，一点就通。
第十二，考而不断法。有些历史问题，有分歧说法或明显有误，但凭现有材料又难以定其是非或建立新说，钱大昕就经过一定考证，不作结论，留待后人深究。例如，明将耿炳文的结局，《明史》说是自杀，《长兴县志》说是阵亡。钱大昕将各种材料列举以后说：“今正史、野录俱载建文命帅师讨燕，此大可疑事。盖实录为西杨改削，文献无征，不可不为辨明，恐贻误国史，所关非小耳。《三吾集》予访之未得，姑记竹垞说，俟异日考论之。”（41）这是因资料不足，而存以待考。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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